鸿儒私塾观察 缪荃孙与三江师范学堂发布者：东大校史馆发布时间：2018-03-26浏览次数：1523 史梅 李丹 引子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点之一，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办学堂开民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已经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迫于内外形势，下令各省改书院为学堂，次年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将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等七级，形成了较为完备和系统的教育制度。 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与担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联名上奏《湖广两江总督会奏三疏》，提出“育才兴学之大端”四项。i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刘坤一在写给张之洞的信函中更力主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ii二人由此达成共识:兴学育才的主要困难是师资匮乏和资金短细，而开办高等师范学堂，不仅可以为各级学堂培育师资，而且更可比办高等学堂经费减省一半。此后刘、张两人先后上至办学奏折iii，终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一所专门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培训师资的新式学堂一一三江师范学堂正式开学。学堂模仿当时的日本教育体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是清末实施新教育后规模最大、投资最多、设计最新的一所师范学堂，也是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师范学校之一。它不仅是三省(江苏、安徽、江西)的最高学府，其规模甚至可与北京的京师大学堂相媲美，两者曾被日本东亚同文会并称为“清国之两所大学校”，也是“中国师范学堂之嗃矢”。iv 在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办过程中，有一位重要人物不容忽视，那就是第一任总稽查缪荃孙。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年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晚清著名学者。光绪二年(1876)进士。曾任清翰林院编修、清史馆总第，历主南菁、泺源、钟山、龙城等书院及湖北自强学堂讲席，并创办南京高等学堂、江南图书馆及京师图书馆。光绪元年(1875)入四川学政张之洞幕下，曾协助张之洞撰《书目答向》一书并办理文教事业。光绪二十二年(1896)，应张之洞之荐，主讲江宁钟山书院，自此开始在南京执掌书院和高等学堂教育连续达12年之久，先后任南京高等学堂总教习、江楚编译书局总纂、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等职。在对三江师范学堂的研究中，大多只提到缪荃孙任总稽查，至于总稽查的具体职务为何，即使在《三江师范学堂章程》中亦未言明。v在对缪荃孙的研究中，则多集中在其文献学方面的成就，面对其教育方面的成就则着意不多。vi事实上，缪荃孙一生不仅在学术上享誉天下，在教育上也堪称一代大师。就传统教育而言，他淹通古今，先后主讲南菁、钟山、龙城等书院，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从近代教育来看，他更是精通时务，深谙学务，在高等教育中独树一帜。他是张之洞最信任的幕僚，是多位两江总督所倚赖的专家，是南京高等学堂的首任教务长，监管南京商、中、小三级学堂，是三江师范学堂的首任总稽查，负责学堂的各科课程，是江楚编译局总纂，为各级学堂提供教学用书。在执掌南京教育的十余年里，他筚路蓝绥，革故鼎新，一切草创，皆亲力亲为，为近代教育事业打下了基础，设定了轨迹。本文拟从缪荃孙与三江师范学堂的关系这个角度入手，以大量原始文献为依据，钩沉发徽，从四个方面探究缪荃孙在三江师范学堂创建和发展中的作用,既对缪荃孙的教育理念进行挖捆,亦对三江师范学堂的早期筹建过程做一梳理，从而对其在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进行更精准的评价。 一、缪荃孙与历任两江总督之关系 作为一所官办大学堂，三江师范学堂的创立，与当时的几任两江总督密不可分，从刘坤一到端方，都对三江师范学堂颇为用心。缪荃孙之所以能够担任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也与这几位两江总督密切相关。为了能更清晰地展现缪荃孙在当时的地位，下文将对缪荃孙与历任两江总督的关系进行梳理。vii 表1缪荃孙与历任两江总督关系表 总督 任总督时间 与教育相关 与缪荃孙相关 往来频率一viii 往来频率二ix 刘坤一 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期间，曾四次署理两江总督。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与张之洞联衔具奏《湖广、两江总督会奏三疏》x，提出“育才兴学之大端”四项。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1902年5月8日），《筹办高等师范学堂致张之洞函》。xi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八（1902年5月15日），《筹办学堂情形折》，呈请另建小中、高等三所学堂。xii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与缪荃孙面商学制。xiii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聘缪荃孙为江宁高等学堂的总教习，领高等中小三堂事。xiv 75次 19次 张之洞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至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1896年1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至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两次以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与刘坤一奏《湖广、两江总督会奏三疏》，提出“育才兴学之大端”四项。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初一，上呈《抽丁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xv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初八，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xvi,正式奏请创建三江师范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三江师范学堂在江宁府署开办，张之洞参加开学礼。xvii 1、光绪二十二年(1896),聘请缪荃孙主持江宁的钟山书院。xviii 2、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初六，张之洞抵南京，会缪荃孙。xix 3、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初二日，张之洞召缪荃孙夜谈学务。xx 4、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初九日，张之洞派遣缪荃孙考察日本学务，为其践行。xxi 229次 87次 魏光焘 光绪二十八年 十月(1902年12月)至光绪三十年七月(1904年9月) 1、提款建立三江师范学堂，督促工程进展。xxii 2、光绪二十九年(1903)《筹建江南三江师范学堂经费折》。xxiii 3、光绪二十九年(1903),制订《三江师范学堂章程》。 1、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魏光焘电召缪荃孙自日本回国,商讨办学之事。xxiv 2、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七日，任缪荃孙为官报局总办。xxv 3、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廿四日，出学堂考题。xxvi 22次 22次 端方 光绪三十年九月(1904年10月)以苏州巡抚暂理两江总督，光绪三十二年(1906 )九月至宣统元年五月(1909年6月)任两江总督 1、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署督端午帅通饬三江学务处札文》。xxvii 2、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奏陈两江师范学堂经费筹措情形折》。xxviii 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聘请缪荃孙为三江师范学堂总稽查。xxix 513次 214次 周馥 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xxx 1、光绪三十年(1904)冬，两次巡视学堂。xxxi 2、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十四日与《奏陈两江师范学堂情形折》，改三江师范学堂为两江师范学堂。xxxii 与缪荃孙多次交流学堂事务。 34次 34次 从上表所列文献资料可以看到，这几任两江总督在三江师范学堂的历史上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他们的呼吁与奏请，督促与推动，才促成了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与发展。缪荃孙与历任总督皆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并且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在教育事业中委以重任。而缪荃孙之所以能够得到这几任总督的信任，要归因于张之洞。缪荃孙是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的门下弟子，积极参与张之洞主持的学术活动，协助编攥过《书目答向》《顺天府志》等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之洞聘请缪荃孙主讲南京钟山书院。在南京，缪荃孙的身份、地位都比较特殊。首先，他执掌的钟山书院是清代江苏书院之首，创办最早，声誉最隆，前后担任山长的大多是海内闻名的著名学者，缪也因此成为当时江宁乃至江苏学界、文坛的领袖之一，地位尊隆。其次，他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在南京发挥着交通官府、了解舆情、联络士人的作用。张之洞对其评价非常高，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奏的《保荐经济特科人才折》中，他将缪荃孙排在第一位，称其“学问博雅，识趣端凝，讲求时务， 涉轻浮，其人品坚定，不染时俗噪竞之习，尤为可贵”xxxiii。因此，缪荃孙也成为历代两江总督，如刘坤一、张之洞、魏光泰、周覆、端方等的座上宾，时而参与要政的谋划与决策。这几任两江总督，在《艺风老人日记》中山现频率极高，尤其是三江师范学堂的主要筹建与负责者刘坤一、张之洞与瑙方三人，更是频繁出现，在《艺风老人日 记》中，商谈学务” 谈学堂事”之类的记录更是比比皆是。 二、东游日本，考察学务 甲午战败后，为了更好地效法日本，兴办学堂，厘定学制，清政府官员主张赴日实地考察。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曾特派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学务，搜集了有关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各种章程和统计数据。张之洞任职两江总督之后，立即着手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并且在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之后的第二天，又专门派遣他最信任的缪荃孙率队前去日本考察。光绪二十九年(1902)正月至三月，缪荃孙以江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的身份，与江南高等学堂分教习六人及侍从三人，赶日本考察教育。此次考察的目的很明确，张之洞在临行前特地叮嘱缪荃孙:“考学校者周当考其规制之所在，尤当观其精神之所寄。精神有贯，规制亦徒存耳。”xxxiv 由于此前罗振玉等人已经对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了考察，此次缪荃孙一行更重在对日本教育精神与理念的考察。在日本期间，除了考察参观东京的各类学校，还专门请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就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的性质意义等问题做了专门讲座。所会见的日本主要人士除嘉纳治五郎外，还有伊泽修二、大隈重信、长冈护美、竹添进一郎、内藤虎次郎等,这些人物都是日本当时教育界的主要人物。随行的柳诒徵在《我的自述》中这样说道：“到了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听了许多日本的教授讲演教育原理、教育学、教授法、管理法,因此知道世界各国教育状况及许多教育家的理论。参观日本各学校，也看出他们办教育精神。”xxxv 此次日本考察的具体内容，全部体现在归国之后缪荃孙编著的《日游汇编》一书中，此书在光绪二十九年由江南高等学堂发行。书前有缪荃孙光绪二十九年六月自序，内容分四大部分:一、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所做讲座的听讲录；二、各类学校统计表；三日本考察学务游记；四、日本访书记。 日本的学务考察，主要是为了汲取日本师范教育成功经验，从而用于三江师范学堂的建设发展。三月,新任两江总督魏光焘电召缪荃孙回国，商量开办学校事宜，缪荃孙一行匆匆结束日本的考察，于三月十四日回到南京。xxxvi从缪荃孙出访日本的时间来看，与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办密切相关。其考察日本的最显著成果，就是归国之后对日本学制与日本教育类书籍的借鉴、学习与宣传，出版了大量日译本的教育书籍。 三、江楚总纂，编译书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清政府政治的腐朽，经济的衰败，教育的预废令人痛心。从最基本的国民教育来看，尚无一个全国统一的、上下衔接的学校教育系统。而同时期的日本教育，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令”之后，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实施较有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引起了中国当时的留日学生及赴日考察教育的官员对日本教育制度，特别是学制的关注。他们通过中日教育状况的对比，颇感日本教育发达、体制周详，因而将许多有关日本学制的资料翻译介绍到国内来,以期效法。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中国掀起了日文西书转译的高潮。据钱存训统计，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的中译日文书共86种，而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光绪三十年(1904)中译日文书高达321种,占这一时期翻译总数的60%，可见日文中译本实际上代表了这一时期翻译选择的导向。xxxvii为大规模翻译西书，尤其是翻译已译成日文的西书，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张之洞、刘坤一在江宁创办“江楚编译书局”，任命缪荃孙为总纂，负责编译教科书。xxxviii书局所编书籍呈京师大学堂鉴定之后，再分售给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学堂使用。该书局设立后不久，张之洞即委派罗振玉等人赴日本考察教育，并“将新出普通学教科各级应备之书，广为采访购买，参酌采择，妥为编纂”。xxxix缪荃孙等人结束日本考察归国之后，对书局的发展有了更新的认识，使书局与教育的关系更加紧密。近代学堂建立之初，百事待兴，并没有统一的学堂用书，各任课教师根据个人喜好而选取不同的教材，造成不同学校、不同班级教科书混乱不一。针对这一现象，江楚编译书局决定对学堂的教科书进行整齐划一。xl由于当时书局人力有限，编纂之书尚不足应学堂所需十分之二，为了能在短期内更好地统一教材，江楚编译书局特别报定了《江宁江楚编译书局章程》，决定专以转译日本教科书为主。原因是“日本兴学之初，其教科书悉取材于西译而鉴定于文部，厥后由学堂教授时经验，屡加更改,乃成今日完善之书”。xli 为了真正供应学堂的需要，江楚编译书局也请各学堂每年将所需之书，开明目录，送官书局以便照译。于使用后如有修改意见，亦请各学堂提供参考修正意见，以便有所改进。从时间来看，江楚编译书局刊登的《江宁江楚编译书局条具译书章程并厘定局章呈江督察》与《江宁江楚编译书局章程》时间恰在三江师范学堂招考之前,章程中提到“近三江师范学堂又将招考，拟取生徒数百人，而教科书悉无所定”，可以推测，此章程正是为了三江师范的教科书而准备的。 由于聚集了缪荃孙、刘世珩、陈作霖、陈庆年、柳诒徵等当时一批新老学人，又有罗振玉、王国维等在上海协助翻译日本各种教科书，江楚编译书局在短短几年时间里(1901一1904)xlii出版了70部书箱。现将江楚编译书局所出图书目录列表如下xliii: 表2江楚编泽书局目录 序列 书名 册数 纸张 价格 1 七经纲领 二册 官堆纸 七角八分 2 经典释文序录 一册 官堆纸 一角五分 3 礼书初编 一册 官堆纸 一角三分 4 朱氏说文通训定声 二十四册 毛太纸 六元 5 文字蒙求广义 五册 官堆纸 一元三角 6 历代史略 八册 官堆纸 二元五角 7 国朝事略 四册 石印 八角 8 廿一史提纲歌 一册 官堆纸 二角五分 9 皇朝直省府厅州县歌括 一册 官堆纸 二角五分 10 江宁府境地形考 一册 官堆纸 二角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