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小剂量的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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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回故乡去。中山东路上开了一家很小的文青书店,那时候文青一词还没有流行呢,店名叫青春书店。那家书店临街只有一扇小门,连门面都谈不上,我在里面买了马丽华的《走过西藏》。店里放张桌子,推荐的热门书摆在上面。看见一本薄薄的小书,浅绿色封面,和书店一样青春,是叶兆言的《南京人》。我买了两本,一本自己留着,一本回美后寄给我的舅舅。他那时候从教授的位置上退休,还是经常去学校,试着上一个健身操班。他告诉我,班上都是年轻女孩子,就他一个老头儿。
我打电话问他对书的评价,准备和他聊聊家乡。他在另一端大声说,坏透了!一副流氓腔。我不曾料想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去了,赶紧解释,他是江苏写出名的几个人里面的一个,叶君健的孙子。舅舅听见熟悉的人名字,口气放缓了些,鼻子里哼出一声,我不管他是哪一个,写得流里流气,极坏。
我把那个薄薄的本子翻过来倒过去读了不下三遍,我看不出他怎样流氓腔,也没觉得他如何痞,他有一些老三届的味道罢了。我再三地思忖舅舅的反应,我想,是我自己成长于作者所处的语言环境的缘故,我意识不到,读不出来。
我从这时候开始注意自己的语汇。
维克多·克莱普勒是一个语言学者,德国犹太人。二战期间他因为娶了个亚利安妻子而逃脱被送进集中营的厄运,战后他以自己的日记为基础写作《第三帝国的语言》。他观察到一个现象,许多幸存的德国犹太人在写回忆控诉文章的时候,用的是第三帝国的语言。他提出,纳粹最强有力的宣传并非是那些电影和希特勒的演讲,而是他们的词语。他揭示纳粹主义的词句怎样融入德国民众的日常语汇,从战前就开始了。大量投入使用的纳粹词汇渐渐更改了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认同。他形象地说,语言是小剂量的砷。
的确如此。我在文革中开始接受教育,我所反感的,我并不能够抖一抖肩膀就摆脱掉。我必须自己多加注意,为自己排毒。在日常生活中,在网上写字时。
他例举一些纳粹主义的词汇,军事化的、狂热的、战斗性的、胜利性的、英雄主义的、炫的。我想到中文里的对应,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站好最后一班岗,下岗,誓师,突击队。纳粹有歼灭战、登陆滩头,我们有攻坚战,抢占制高点。大量的军事用语,不知道是否只是巧合。
语言,具有滴水石穿的能力。回溯一些词汇的使用,人们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也就是自身在起变化的过程。
我刚出国的时候,在中文报纸上看见房地产广告,高尚住宅区,不解。亲友答疑,那是香港人没文化,把高价和高尚混为一谈。我彼时颇为骄傲,大陆人虽然没钱,但是懂得高价买不来高尚的。曾几何时,大陆处处是高尚住宅区。高价买个高端也可以呀,高端住宅区。不!高尚。词意变了,人心也变了。
读刘已鬯的《对倒》,里面有个注解:徐蚌会战,此为国民党的称法,即指淮海战役。海峡两岸人们语言上的差异不仅在语气语调,还有词汇。舅舅是老派的人,四八年留美。我们浸泡在大陆的语境中习惯成自然,他从旁远观看个清楚。我定归也是有一些痞子气为他所不齿,他对我客气没骂我就是。
作者说,纳粹主义几乎导致德国毁灭,使国家从这一致命的病患中得到康复的努力被称为去纳粹化。战后同盟国管制委员会颁布了大量的去纳粹化条款,但是不同的占领区进展的程度不同。在西方国家的占领区内,1946年5月法庭开始去纳粹化的工作,至1949年底二百五十万德国人按五个级别分类:主犯、有罪、轻罪、从犯、和无罪。超过半数的人被判为从犯。我不由想到《朗读者》,书和电影我都看过,是其中的一场审判。德意志民族的反思,从那些审判开始。
大陆没有进行去文革化。随着时光的流逝,红卫兵的搪瓷杯和军用书包被放在餐馆里当装饰品,成了青春的回忆。从今天的广场舞中也不难看出当年忠字舞的痕迹。有些旧是不能怀的。德国的二战老兵也有记忆,也有过青春,有纳粹的铁十字徽章,有军歌,有曾经的忠诚,一样不缺。可是那样的怀旧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出现,为了德国,为了后代。
文革的语言,文革的行为方式,不曾死去。《第三帝国的语言》的作者将一句箴言放在卷首:语言基于血液。那些砷在我们的血液里悄悄流淌着,并且遗传给下一代。作者写到,战后的一代人仍有在使用第三帝国的语言。文革后长成的一代,虽说只是父母经历过文革,但其思想套路中不乏见那些砷在闪烁。
作者说,达到去纳粹化的那一天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必须消失的不仅仅是纳粹的行为,还有纳粹的观念,思想习惯极其滋生的土壤:纳粹主义的语言。他的书写成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国人如果想要去文革化,路会更漫长。
来到海外,和原先的语言环境保持一定距离,是我个人的幸运。努力使自己康复,能够恢复一点是一点,我尽一生之力。
我打电话问他对书的评价,准备和他聊聊家乡。他在另一端大声说,坏透了!一副流氓腔。我不曾料想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去了,赶紧解释,他是江苏写出名的几个人里面的一个,叶君健的孙子。舅舅听见熟悉的人名字,口气放缓了些,鼻子里哼出一声,我不管他是哪一个,写得流里流气,极坏。
我把那个薄薄的本子翻过来倒过去读了不下三遍,我看不出他怎样流氓腔,也没觉得他如何痞,他有一些老三届的味道罢了。我再三地思忖舅舅的反应,我想,是我自己成长于作者所处的语言环境的缘故,我意识不到,读不出来。
我从这时候开始注意自己的语汇。
维克多·克莱普勒是一个语言学者,德国犹太人。二战期间他因为娶了个亚利安妻子而逃脱被送进集中营的厄运,战后他以自己的日记为基础写作《第三帝国的语言》。他观察到一个现象,许多幸存的德国犹太人在写回忆控诉文章的时候,用的是第三帝国的语言。他提出,纳粹最强有力的宣传并非是那些电影和希特勒的演讲,而是他们的词语。他揭示纳粹主义的词句怎样融入德国民众的日常语汇,从战前就开始了。大量投入使用的纳粹词汇渐渐更改了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认同。他形象地说,语言是小剂量的砷。
的确如此。我在文革中开始接受教育,我所反感的,我并不能够抖一抖肩膀就摆脱掉。我必须自己多加注意,为自己排毒。在日常生活中,在网上写字时。
他例举一些纳粹主义的词汇,军事化的、狂热的、战斗性的、胜利性的、英雄主义的、炫的。我想到中文里的对应,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站好最后一班岗,下岗,誓师,突击队。纳粹有歼灭战、登陆滩头,我们有攻坚战,抢占制高点。大量的军事用语,不知道是否只是巧合。
语言,具有滴水石穿的能力。回溯一些词汇的使用,人们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也就是自身在起变化的过程。
我刚出国的时候,在中文报纸上看见房地产广告,高尚住宅区,不解。亲友答疑,那是香港人没文化,把高价和高尚混为一谈。我彼时颇为骄傲,大陆人虽然没钱,但是懂得高价买不来高尚的。曾几何时,大陆处处是高尚住宅区。高价买个高端也可以呀,高端住宅区。不!高尚。词意变了,人心也变了。
读刘已鬯的《对倒》,里面有个注解:徐蚌会战,此为国民党的称法,即指淮海战役。海峡两岸人们语言上的差异不仅在语气语调,还有词汇。舅舅是老派的人,四八年留美。我们浸泡在大陆的语境中习惯成自然,他从旁远观看个清楚。我定归也是有一些痞子气为他所不齿,他对我客气没骂我就是。
作者说,纳粹主义几乎导致德国毁灭,使国家从这一致命的病患中得到康复的努力被称为去纳粹化。战后同盟国管制委员会颁布了大量的去纳粹化条款,但是不同的占领区进展的程度不同。在西方国家的占领区内,1946年5月法庭开始去纳粹化的工作,至1949年底二百五十万德国人按五个级别分类:主犯、有罪、轻罪、从犯、和无罪。超过半数的人被判为从犯。我不由想到《朗读者》,书和电影我都看过,是其中的一场审判。德意志民族的反思,从那些审判开始。
大陆没有进行去文革化。随着时光的流逝,红卫兵的搪瓷杯和军用书包被放在餐馆里当装饰品,成了青春的回忆。从今天的广场舞中也不难看出当年忠字舞的痕迹。有些旧是不能怀的。德国的二战老兵也有记忆,也有过青春,有纳粹的铁十字徽章,有军歌,有曾经的忠诚,一样不缺。可是那样的怀旧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出现,为了德国,为了后代。
文革的语言,文革的行为方式,不曾死去。《第三帝国的语言》的作者将一句箴言放在卷首:语言基于血液。那些砷在我们的血液里悄悄流淌着,并且遗传给下一代。作者写到,战后的一代人仍有在使用第三帝国的语言。文革后长成的一代,虽说只是父母经历过文革,但其思想套路中不乏见那些砷在闪烁。
作者说,达到去纳粹化的那一天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必须消失的不仅仅是纳粹的行为,还有纳粹的观念,思想习惯极其滋生的土壤:纳粹主义的语言。他的书写成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国人如果想要去文革化,路会更漫长。
来到海外,和原先的语言环境保持一定距离,是我个人的幸运。努力使自己康复,能够恢复一点是一点,我尽一生之力。
红米2015 发表评论于
除非实在过不去,否则哪个国家也不会主动肃清自己吧。等吧,让时间慢慢清洗,下一代会好多了。
梅华书香 发表评论于
佳作分享,谢啦!
南岛水鸟 发表评论于
谢谢你好文提醒,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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