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替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感到难过。他曾梦想建立一个极权社会，其中每个个体的行为都能被加以预测和控制。可惜他早生了一个世纪。他生活在今天的技术之前，这原本能让当独裁者容易得多！
首先，他将拥有好得多的监控设备。如今大多数互动都是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所以发生的事情总有电子记录。
物联网意味着我们的冰箱、手表、眼镜、电话和保安摄像头很快将能记录我们的一举一动。2017年，利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制作了一件互动牛仔夹克，内设传感器，可以侦测和传输细微到举起一根手指这样的每个动作。用不了多久，检察官将能传唤我们的无人驾驶车，从中找到乘车所到之处的完整记录。
况且这还不算中国正用于追踪其公民的人脸识别技术。在北京，人脸识别被安装在公寓楼里，以防止租客分租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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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易途”的中国公司安装了一个系统，能追踪记录员工走去休息室或卫生间的动作。系统会在监视器上用蓝色虚线把动作记录下来。这对你们完全现代的独裁者可真有用。
其次，多亏人工智能，“乔叔叔”(Uncle Joe)将拥有好得多的工具来预测他的子民们将怎样行事。如肖沙纳·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她的著作《监视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所写的，当你在用谷歌的时候，你并不是谷歌的客户。你是谷歌的原材料。谷歌记录你所做的每件事情，开发出能预测你行为的模型，然后把这些模型出售给广告商，他们才是它的客户。
多亏这个商业模式，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人才已花费数百亿美元改进预测个人消费行为的工具。同样地，任何今日的斯大林都已发现这一技术很好用。
第三，多亏大数据，今日的斯大林将能建起庞大的社会信用体系以对公民进行计分和排次，就像中国正在使用的系统。政府、银行、在线约会网站会采集，嗯，每个人的数据。你还不还债？你花多少小时打电子游戏？你乱穿马路吗？
如果你的得分太低，你会上黑名单。你可能没法参观博物馆。可能没法乘飞机、入住酒店、去商场购物，甚至没法从高中毕业。你女儿会被她最想去的大学拒收。
回到斯大林时代，社会纪律太极端了。你得举行作秀审判（太费钱！），把某某流放古拉格或组织一次清洗。如今你的暴政可以动静小些、不易察觉且无处不在。就像专制政治的破窗理论一样。通过惩处小偏差，就能防止大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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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你不必去经历策动一场革命的种种麻烦，只需诱使人们从事浮士德式的交易即可。主动让他们把注意力分散到一天八小时的动物视频或人们喜闻乐见的米姆上，他们就会把隐私交给你，让你获得他们大脑的访问权限。
随着网络生活的扩展，邻里生活和社会信任感逐渐降低。随着这一社会结构的衰退，社会隔离不断上升，网络恶意行为和诈骗与日俱增，你告诉人们国家必须介入以重建互信。通过一系列小的微调措施，你就已经获准完全监管他们的网络生活了。
而这基本上也就是中国所正在发生的。
按照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阿尔都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理解，若想成为一个好的独裁主义者，仅仅控制行为是不够的。要拥有完整的权力，必须能控制人们的意识。有了现代信息技术，国家便能塑造信息的池塘，让我们在里面游泳。
我不想假装对21世纪的斯大林而言，一切都会很容易。现代科技使得控制人们变得更容易，但也形成了一种人们对于被控制变得更愤怒的思维模式。
当人们手中持有智能手机，他们感到他们应该发声，他们应该将其广播出去，他们应该有行动权利和尊严。当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一种正在不动声色地主宰他们的信息网络，他们会反抗。当他们意识到那个虚假的信息网络无法真正营造他们所渴望的亲切友好的社会关系，他们会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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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运动和暴民会自发产生。你所得到的将是一个精英统治的系统被民粹主义暴乱所干扰。
人类历史是一连串权力之争。每隔几代人，诸神都会给予我们一套新的设备，仿佛只是为了图个乐子，造成游戏规则的剧烈变动。我们本以为这些新工具会让权力民主化，结果它们似乎反而是将其集权化了。独裁者的春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