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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凤去年回湖北老家的时候询问过年纪相仿的嫂子，都说找工作难。“我现在这个年纪，回老家很难找工作的，可能只能做扫地清洁楼道的工作了，赚不了多少钱。”
工厂终止了合同之后，杨秀凤留在了深圳继续找工作，但应聘了好几家都没要。几个月后，她最终通过朋友的关系，找了一个在洗浴会所打扫房间的工作，每个月赚2900元。但是，社保、医保仍然一样都没有，生病的时候上医院、买药，都是自掏腰包。
有没有想过儿子为自己养老？杨秀凤笑说：“他自己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杨秀凤已经很久没有见儿子，跟他通话也不多。儿子三岁的时候，杨秀凤离家到深圳打工。那个年头，杨秀凤家里还没有电话，只能往家里写信。后来邻居家有了电话，想孩子的时候，就打电话到邻居家让他们喊孩子过来听电话。六年前，孩子16岁，不念书了，顶着一头黄发到了深圳。“跟我们不亲了，我们说他都说不听，”杨秀凤说。她屡次想说服儿子把头发染回黑色，儿子都无动于衷，最后她只得恐吓他说深圳的警察专抓染黄毛的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卢晖临在农村调研时发现，第一代农民工真正能靠“养儿防老”的并不多，因为农民工二代大部分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很多甚至还在靠父母供养。一旦回乡，如果没有特别的开销，第一代农民工基本可以支持自己正常的日常生活开支，但很多人因为要帮儿子买房、付彩礼，不得不重新出来打工。
杨秀凤家里原来有田，她离乡时把田给了邻居种，最近回乡的时候发现村里把地收走了。杨秀凤全不知情，不知道是被什么时候收走的，被谁收走的，以什么缘由收走的。
“如果回去，我养老金也没有，连地都没有，回去怎么办？”杨秀凤询问村里的生产队队长，队长说如果他们回去，会给他们分一些地。但具体会拿到多少地，拿到什么样的地，杨秀凤不甚了了。
即便有地，一些第一代农民工回乡后的日子仍不好过。2013年，63岁的陈世芳跟工厂结束了合同。经过四年的努力，2017年时她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深圳职工的养老金，回到了老家河南。
儿子在外打拼，孙子还是幼童，陈世芳一回家便带起了孩子。陈世芳跟老伴身体都不好，老伴有糖尿病，她也有高血压，但他们还是每天在家一边干农活，一边带着三个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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