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30日、10月1日，“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在纽约组织召开了“中共十九大与中国未来”国际研讨会。上一次会议是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这一次会议是在十九大召开之前。五年来，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共的确发生巨大变化，如反腐浪潮；军队整编；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政变集团覆灭；舆论钳制；异议人士迫害；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熊安新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个人崇拜卷土重来；大国外交关系战略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十九大不同寻常，因为中国将走上习近平的红色帝国之路，从此告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但习近平时代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5年前，李伟东先生提出红色帝国概念，已得到越来越多民主人士的认同。他认为走红色帝国之路是要有条件的，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以德国为例，当年纳粹党至少有四条是今日共产党所不及的。第一，纳粹党有顽强的信仰，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有资格统治全世界，获取最多资源和生存空间，请看今日之共产党还有信仰吗？第二，纳粹党本身是纪律严明、内部团结的，中共却是纪律涣散和勾心斗角？第三，纳粹党相对廉洁，有若干腐败现象发生，但总体上是廉洁的，而中共已达到无官不贪的地步。第四，纳粹党除了对犹太人残酷，在他们日耳曼人内部的社会主义是搞得很不错的，对老百姓是很好的。而共产党现在已是天怒人怨。中国这几十年已经无意识地培养了七种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都是以往所不存在的，都是这些年维稳和高压弹压导致的。第一种是这些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三无农民，最大的估计数字是六千万，少说也有三千万。第二种是近年军队的退转军人，他们的遗留问题非常多，复转以后的待遇问题很多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第三种力量是宗教反对力量，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地下教会和宗教组织，也包括民间的佛教道教组织，这些年也都是受到了高度打压。第四种力量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势力。第五种力量是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强拆，各种各样的法律官司冤案以及下岗补偿不足带来的浮在社会中间层的上访人员。第六种力量是一两千万的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第七种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拥护普世价值，支持宪政民主，他们大多生存在中共的体制内。李伟东先生还认为，习近平领导的红色帝国貌似强大，但是他有四大天敌。第一是互联网，第二是他生产模式给所有人民带来的苦难，第三，给自然环境带来永久性无法修复的破坏。第四大天敌，八千万人共产党员。中共号称有八千万党员，但是他们为什么要信共产党？他们真的有共产主义理想吗？这个理想早就破灭了，之前被教育会当官或获取利益，现在习不让他们当官发财，这八千万人一定成了他们的天敌。李伟东指出，这个红色帝国可以持续七到八年，那时候一定会有一场世界大战，习近平是有这个雄心的，中共的崩溃会成为人类文明终结共产主义的最后之战。刘晓波先生在中共的迫害中去世，其骨灰抛洒到海洋。刘晓波先生的去世使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和平、理性和非暴力之路是否走得通？是否只剩下武装革命一条路？
海外民运无法回避一个问题：海外民主运动如何面对十九大后的中共？继续维持现状还是积极变局？今年以来，海外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郭文贵现象，体现在：选择性反共（四反三不反：反以黑治国、反以警治国，反以贪反贪，反以黑反贪。三不反，不反祖国、不反民族、不反习主席）、网红崇拜；机会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否定民运贡献；造谣、谩骂、诽谤等流氓手段甚嚣尘上；网络文革，臭气熏天。面对郭文贵现象，海外民运显得进退失据：原则性问题缺乏共识、功利主义盛行、分裂、相互攻击。郭文贵现象实质就是中国流氓文化和痞子运动的再现，“郭粉”就是当代的红卫兵。海外民运面对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郭文贵现象，海外民主运动是继续维持现状还是积极变局？海外民运几十年的自由、民主启蒙，对中国民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居功甚伟。目前，越来越多的民众觉醒，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来到海外加入民主运动，这都是海外民运不懈努力的结果。自魏京生先生西单民主墙到八九六四民主运动再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再到维权律师的抗争，多少仁人志士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坐牢，甚至献出了生命，中国海内外民运不应妄自菲薄。
5年前，李伟东先生提出红色帝国概念，已得到越来越多民主人士的认同。他认为走红色帝国之路是要有条件的，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以德国为例，当年纳粹党至少有四条是今日共产党所不及的。第一，纳粹党有顽强的信仰，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有资格统治全世界，获取最多资源和生存空间，请看今日之共产党还有信仰吗？第二，纳粹党本身是纪律严明、内部团结的，中共却是纪律涣散和勾心斗角？第三，纳粹党相对廉洁，有若干腐败现象发生，但总体上是廉洁的，而中共已达到无官不贪的地步。第四，纳粹党除了对犹太人残酷，在他们日耳曼人内部的社会主义是搞得很不错的，对老百姓是很好的。而共产党现在已是天怒人怨。中国这几十年已经无意识地培养了七种反对力量，这些反对力量都是以往所不存在的，都是这些年维稳和高压弹压导致的。第一种是这些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三无农民，最大的估计数字是六千万，少说也有三千万。第二种是近年军队的退转军人，他们的遗留问题非常多，复转以后的待遇问题很多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第三种力量是宗教反对力量，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地下教会和宗教组织，也包括民间的佛教道教组织，这些年也都是受到了高度打压。第四种力量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势力。第五种力量是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强拆，各种各样的法律官司冤案以及下岗补偿不足带来的浮在社会中间层的上访人员。第六种力量是一两千万的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第七种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拥护普世价值，支持宪政民主，他们大多生存在中共的体制内。李伟东先生还认为，习近平领导的红色帝国貌似强大，但是他有四大天敌。第一是互联网，第二是他生产模式给所有人民带来的苦难，第三，给自然环境带来永久性无法修复的破坏。第四大天敌，八千万人共产党员。中共号称有八千万党员，但是他们为什么要信共产党？他们真的有共产主义理想吗？这个理想早就破灭了，之前被教育会当官或获取利益，现在习不让他们当官发财，这八千万人一定成了他们的天敌。李伟东指出，这个红色帝国可以持续七到八年，那时候一定会有一场世界大战，习近平是有这个雄心的，中共的崩溃会成为人类文明终结共产主义的最后之战。刘晓波先生在中共的迫害中去世，其骨灰抛洒到海洋。刘晓波先生的去世使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和平、理性和非暴力之路是否走得通？是否只剩下武装革命一条路？
海外民运无法回避一个问题：海外民主运动如何面对十九大后的中共？继续维持现状还是积极变局？今年以来，海外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郭文贵现象，体现在：选择性反共（四反三不反：反以黑治国、反以警治国，反以贪反贪，反以黑反贪。三不反，不反祖国、不反民族、不反习主席）、网红崇拜；机会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否定民运贡献；造谣、谩骂、诽谤等流氓手段甚嚣尘上；网络文革，臭气熏天。面对郭文贵现象，海外民运显得进退失据：原则性问题缺乏共识、功利主义盛行、分裂、相互攻击。郭文贵现象实质就是中国流氓文化和痞子运动的再现，“郭粉”就是当代的红卫兵。海外民运面对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郭文贵现象，海外民主运动是继续维持现状还是积极变局？海外民运几十年的自由、民主启蒙，对中国民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居功甚伟。目前，越来越多的民众觉醒，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来到海外加入民主运动，这都是海外民运不懈努力的结果。自魏京生先生西单民主墙到八九六四民主运动再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再到维权律师的抗争，多少仁人志士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坐牢，甚至献出了生命，中国海内外民运不应妄自菲薄。
但海外民运的问题不可忽视：1.士气低落、消极悲观。“六四”以后，邓小平南巡开启中国市场经济之门，西方世界趋之若鹜，海外民运面对中共和西方国家的巨变没有有效应变，加之山头林立，权斗不断，武功尽废。六四至今已28年有余，部分民运人士已磨尽英雄气。2.缺乏优秀的领导团队组织，各自为阵，不能形成合力。3.缺乏明确的纲领和发展战略。4.缺乏对中国转型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5.兼职干革命，没有形成组织力量。但我们也要看到希望：越来越多的国内精英来到海外加入民运；共产党在不断培养它自己的掘墓人；郭文贵现象中大多数民运人士保持了理性和政治立场。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海外民主运动大变局的时机已经成熟，挑战中共实现中国百年宪政梦的时机已经成熟。如何变局？我个人的看法是“四新”和“四个转变”。
1.新思维
由现在松散的民运模式向集中的民运模式转变。改变过去逢中必反，简单化处理政策的问题，而是针对中共的内外政策和事件提出自己独立的观点。制定明确的民运纲领和政策主张。应就民运是坚持非暴力革命还是暴力革命等重大问题讨论达成共识。研究制定中国转型所涉及的重大政治、经济和文化方案，如军队国家化、财政金融、国有企业转制、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南海、钓鱼岛主权等问题。
2.新战略
由现在消极等待变为积极进取战略。积极向国内发展民主力量，积极与国际社会，与台湾政府、西藏、新疆流亡政府交流。与国内外一切民主力量合作，建立全球反共联盟，特别在新移民、留学生中发展民主力量。
3.新组织
由现在的兼职转变为专职。目前，海外民运基本上都是由简职人员组成，革命靠自愿，生存靠自理。但纵观人类革命史，兼职革命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海外民运不能改变兼职革命的现状，工作也就会停留在口头上。没有专职革命就无法促进国内大规模政治风潮，也无法在未来圆桌会议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更不可能在新政府中担当重任。
4.新行动
由等待破局者向领导、参与破局转变。积极参与国内民主运动的组织、策划，在国内发展民主力量，组织民主运动，向上述七种反共力量渗透。
（2018/02/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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