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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歧视性的法规也就愈加有恃无恐，比如“华人渔民税”、“华人警察税”、“洗衣送件税”。最为荒诞的是旧金山出台的一项街道管理规定，它禁止街道上的行人用竹竿把东西挑在肩上，在当地只有华人会这样做。
邝泗不懂中医，对父亲的药房也没有什么兴趣。在邝当回国后，邝泗一直混迹在当地的唐人街，干农活、拖地板或是洗盘子，还在制衣厂当过一段时间工人。他一边渴望能被唐人街以外的世界所接纳，一边听着身边人各种各样的告诫，要提防那些不怀好意的白鬼。
慢慢的，邝泗发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是推销员，挨家挨户的卖帽子、刷子这样的小玩意，除了中国人，买家大多都是白人妇女，能够用相对和蔼的态度对待邝泗。
3. 以民主的名义排华
功萃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空荡荡的门面，因为三个孩子都不懂得怎么给别人治病。当时，邝礼和邝忠在制衣厂工作，每月大概能赚20美元，留下食宿和消遣的花销，剩下的按部就班寄给家人。邝泗有更大的野心，他发现只有自己当老板，才能摆脱白人的摆布。
白人们觉得华人赚走了美元，却不在这个国家消费，而是把钱寄给中国的家人，这是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在这一时期诞生，只不过他们的敌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华人。
在加州北部的奥罗维尔，失业白人组建的“白人会”一边呼吁公司“只雇佣白人”，威胁要消灭向华人提供工作的公司；一边放火焚烧当地的华人聚居区。当地的《奥罗维尔信使报》就曾幸灾乐祸的撰文，“唐人街被烧毁了一半，那是卑贱中最卑贱的地方，如果能再烧毁几家，我们将更高兴地予以报道。”
更多荒谬的税收和法案也在加州各地颁布，而它们出现的原因，恰恰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
政客们发现，若想得到广大白人工人的选票，就必须要反对华人，让一切针对华人的立法能够尽快通过。一些煽动性的奇怪理论往往能让政客在选举中稳操胜券，比如“华人正在窃取我们的工作机会”、“我们不会把国家让给中国人”、“华人总喜欢把尸骨运回中国，莫非美利坚的黄土埋不了他们？”
1876年，在南北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就任美国总统，他义正辞严的在演说中宣誓自己的立场：“我们对付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经验也可以用在华人身上，我会优先考虑用任何合适的手段，阻止中国人抵达我们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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