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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右到文革的10年里，我们的大家庭失去3位成员。我丈夫的三妹夫在广西宾阳县宣传部工作，因响应号召给党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妻子（我丈夫的三妹）被逼与他离婚，否则开除党籍和公职。当时三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孩子才7个月。为了孩子将来不被歧视，三妹只好含泪和心爱的丈夫离婚。后来三妹夫被送劳改，折磨致死。我丈夫的四妹夫是共军的一个团级干部，文革一开始就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次年含冤去世，丢下2个年幼的孤儿和年轻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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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后在县中学教语文，并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文革一来，被该校造反组织扣上34条罪状，诬蔑他是历史反革命。1968年8月15日，县革委会把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我丈夫所在的中学，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要负责人是县革委会副主任齐某。当时我是一名小学教师，也被迫参加这个学习班。因人太多，这所中学住不下，就分散到县城内各小学，每个小学是一个点，每个教师都不能随便离开住地，违者严惩。
第二天，所有教师都被召集起来，听齐某的动员报告。齐某要各个点的负责人狠抓阶级斗争，把混在教师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斗垮斗臭。我丈夫早已是阶级敌人，我也被定为阶级敌人。斗阶级敌人的手段花样百出，剃十字头，罚跪，反手绑，拳打脚踢，棍子打，等等。逢集市的时候（三天一集市），白天拴着我们上街游斗，强令我们敲着口盅、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或“我是反革命分子”。喊声不够大，跟在后面人就推打。晚上回住地，继续在学习班批斗。学习班开班第四天，即8月19日晚上，我丈夫和他的副校长，被绑着拉到该校的池塘边，用步枪上的刺刀刺了很多刀，活活刺死，然后扔到池塘。
我们一家6口（4个孩子）原住在丈夫学校的宿舍里。1967年我和孩子们被赶出学校宿舍，家庭被拆散。在学习班上，我和丈夫也不在一个点。丈夫惨死的当晚，我一无所知。次日早上，我像往常一样给丈夫送早餐。他不在宿舍，我感到不妙。在校院内，有人告诉我，丈夫昨晚被革命群众打死在池塘里了。我惊呆了，悲愤难抑，立即去找齐某。我质问他：“是谁打死我丈夫？你打算怎样处理？”他恶狠狠地说，你丈夫干了很多坏事，被革命群众打死有什么好处理，说完转身就走。我的泪水只有往肚里咽，悲愤只能埋在心中。这世道那有地方伸冤啊！我回家先把这不幸的消息小声告诉我妈，以免幼小的孩子听到哭着要爸爸。我妈听到噩耗也惊呆了，泪流满面，说：“冤啊，谁这样害他啊？”我4岁就没了爸爸，如今运动又把她唯一女儿的丈夫夺走了，剩下母女一门双寡！在巨大的打击下，母亲几天之内就像变了一个人，衰老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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