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永别母校
高中三年除了学业另一项耕耘与收获是友情。人长大了，志愿渐渐成为友情的要项，从初一升到高三都在同甘共苦的人只剩三十多位，其他人大半在高二时上了理组，我和十来个人分到文组。
一般说来，文组的人是理科不行但文科也未必更好。我的国英文分数高，一直被选作墙报主编，又得过几次征文比赛名次，在不分组的宿舍里，熄灯后讲书里的故事或电影颇受欢迎，保住了几位理组的旧友。
我大约一、两个月进城看一次电影，如《茶花女》、《月宫宝盒》、《出水芙蓉》、《晨之翼》、《天长地久》……等。有一次谈论《茶花女》中演嘉宝（Greta Garbo）情人的劳勃泰勒，我说他只是个小白脸而已。引起他的众多影迷愤怒，问我:“那你认为谁最漂亮?”我说亨利方达，日后她们称他为“你的小黑脸”。想不到来台湾后看到他在《金池塘》中演老人，颇为伤心。因为他的缘故，我也一直很欣赏他那有头脑的女儿珍芳达。
有一次讲《天长地久》的故事，竟惹得她们一片啼嘘。五十多年后，我去北京与她们重聚，尚有人提起当时情景。半世纪中多少世间悲欢涯过了，她们竟然还记得中学时的那种爱情向往。当年黑暗宿舍中的少女，怎样走进政治风暴又如何从文革脱身，我都不敢详问。
在那段真正是联床夜话的岁月里。我和余瑜之常常上下旬接续地背诵孟老师诗、词课上的句子，有时我会加上何其芳《花环》诗中名句:“开落在幽谷里的花最香，无人记忆的朝露最有光。我说你是幸福的，小铃铃，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有时也吟诵卡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等等。自从知道何其芳是北大哲学系毕业，卞之琳是北大外文系毕业，他们的诗句就更令我着迷了。
今日想来，令我们这几个十七、八岁中学生惊喜得如天外伦音的诗句，如写少女眼泪的“流着没有名字的悲伤”，很可能是受了丁尼荪（AlfredTennyson,1809-1892）的名诗（眼泪，无曲的眼泪）（"Tears,Idle Tears，）中首句为“眼泪，无由的眼泪，我不知道它们意谓着什么。” （。。Tears，IdleTears"lknoWnotWhattheymean"）的启发。中国诗词里当然也有如此意境，但新诗文字的表现清新脱俗，在那艰困闭塞的时代，对我们来说如同天籁。
上了高三，除了加紧准备联考，同学间也渐渐弥漫着毕业的离情。对于南开，我有说不尽又数不清的怀念，尤其是对同学和老师，因为住校，大家都有感情，想到要离开学校，我不知哭了多少天。
快毕业时，老师指定我写一首级歌。我写着:“默林朝曦，西池暮灵……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都是那时一个高中女生倾心读了两年古典诗词后，所能作出的幼稚多情的歌。我们的音乐老师为它配上曲谱。优雅动听，在女中部立刻传唱，颇受喜爱，她们把我当成一个小英雄似的。谁知男中部的老师人多，他们选了一位男生写的“数载弦歌辍诵声，纷飞劳燕漫飘零……破浪乘风勉自今。”
后来在毕业典礼上唱级歌时，很多女生不愿意唱，我的几位死党竟然也哭起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当时的心情半是惜别半是气恼。我自己半世执教，当然明白那时代的级歌必须沉稳。因为由南开毕业是件很庄重的事啊:想不到在毕业五十年的《四三通讯》刊物里，仍有一位王世泽学长记得这事，写了一篇《关于级歌）的追忆。
夏初毕业后，大多数人都留在学校作联考前最后准备，学校并没有任何补习，毛师都已放暑假了。我们住在宿舍里，各种规矩照旧，起床号、熄灯已不再令人痛苦。战争打到第六年，只剩下贵州、四川、西康、青海、新疆和云南仍未落入敌手，每天的战报都是在失陷、克敌的拉锯状态胶着。我们除了考上大学外，别无盼望，渺小的中学女生梦中都没有“乘风破浪”的场景，晚上熄灯后躺在木板床上说不完离情依依。只是没有鼓舞前途的话。
有一夜，我由梦中惊醒，突然睡不着，就到宿舍靠走廊的窗口站着，忽然听见不远处音乐教室传来练唱的歌声:“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那气氛非常悲伤，我听了一直哭。半世纪过去了，那歌声带来的悲凉。家国之痛，个人前途之茫然，在我年轻的心上烙下永不磨灭的刻痕。我日后读书、进修、教书、写评论文章时都不免隐现那月夜歌声的感伤。
高中三年除了学业另一项耕耘与收获是友情。人长大了，志愿渐渐成为友情的要项，从初一升到高三都在同甘共苦的人只剩三十多位，其他人大半在高二时上了理组，我和十来个人分到文组。
一般说来，文组的人是理科不行但文科也未必更好。我的国英文分数高，一直被选作墙报主编，又得过几次征文比赛名次，在不分组的宿舍里，熄灯后讲书里的故事或电影颇受欢迎，保住了几位理组的旧友。
我大约一、两个月进城看一次电影，如《茶花女》、《月宫宝盒》、《出水芙蓉》、《晨之翼》、《天长地久》……等。有一次谈论《茶花女》中演嘉宝（Greta Garbo）情人的劳勃泰勒，我说他只是个小白脸而已。引起他的众多影迷愤怒，问我:“那你认为谁最漂亮?”我说亨利方达，日后她们称他为“你的小黑脸”。想不到来台湾后看到他在《金池塘》中演老人，颇为伤心。因为他的缘故，我也一直很欣赏他那有头脑的女儿珍芳达。
有一次讲《天长地久》的故事，竟惹得她们一片啼嘘。五十多年后，我去北京与她们重聚，尚有人提起当时情景。半世纪中多少世间悲欢涯过了，她们竟然还记得中学时的那种爱情向往。当年黑暗宿舍中的少女，怎样走进政治风暴又如何从文革脱身，我都不敢详问。
在那段真正是联床夜话的岁月里。我和余瑜之常常上下旬接续地背诵孟老师诗、词课上的句子，有时我会加上何其芳《花环》诗中名句:“开落在幽谷里的花最香，无人记忆的朝露最有光。我说你是幸福的，小铃铃，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有时也吟诵卡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等等。自从知道何其芳是北大哲学系毕业，卞之琳是北大外文系毕业，他们的诗句就更令我着迷了。
今日想来，令我们这几个十七、八岁中学生惊喜得如天外伦音的诗句，如写少女眼泪的“流着没有名字的悲伤”，很可能是受了丁尼荪（AlfredTennyson,1809-1892）的名诗（眼泪，无曲的眼泪）（"Tears,Idle Tears，）中首句为“眼泪，无由的眼泪，我不知道它们意谓着什么。” （。。Tears，IdleTears"lknoWnotWhattheymean"）的启发。中国诗词里当然也有如此意境，但新诗文字的表现清新脱俗，在那艰困闭塞的时代，对我们来说如同天籁。
上了高三，除了加紧准备联考，同学间也渐渐弥漫着毕业的离情。对于南开，我有说不尽又数不清的怀念，尤其是对同学和老师，因为住校，大家都有感情，想到要离开学校，我不知哭了多少天。
快毕业时，老师指定我写一首级歌。我写着:“默林朝曦，西池暮灵……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都是那时一个高中女生倾心读了两年古典诗词后，所能作出的幼稚多情的歌。我们的音乐老师为它配上曲谱。优雅动听，在女中部立刻传唱，颇受喜爱，她们把我当成一个小英雄似的。谁知男中部的老师人多，他们选了一位男生写的“数载弦歌辍诵声，纷飞劳燕漫飘零……破浪乘风勉自今。”
后来在毕业典礼上唱级歌时，很多女生不愿意唱，我的几位死党竟然也哭起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当时的心情半是惜别半是气恼。我自己半世执教，当然明白那时代的级歌必须沉稳。因为由南开毕业是件很庄重的事啊:想不到在毕业五十年的《四三通讯》刊物里，仍有一位王世泽学长记得这事，写了一篇《关于级歌）的追忆。
夏初毕业后，大多数人都留在学校作联考前最后准备，学校并没有任何补习，毛师都已放暑假了。我们住在宿舍里，各种规矩照旧，起床号、熄灯已不再令人痛苦。战争打到第六年，只剩下贵州、四川、西康、青海、新疆和云南仍未落入敌手，每天的战报都是在失陷、克敌的拉锯状态胶着。我们除了考上大学外，别无盼望，渺小的中学女生梦中都没有“乘风破浪”的场景，晚上熄灯后躺在木板床上说不完离情依依。只是没有鼓舞前途的话。
有一夜，我由梦中惊醒，突然睡不着，就到宿舍靠走廊的窗口站着，忽然听见不远处音乐教室传来练唱的歌声:“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那气氛非常悲伤，我听了一直哭。半世纪过去了，那歌声带来的悲凉。家国之痛，个人前途之茫然，在我年轻的心上烙下永不磨灭的刻痕。我日后读书、进修、教书、写评论文章时都不免隐现那月夜歌声的感伤。
11、大学联考
高三时，我决心考大学只填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中央大学因在沙坪坝我家门口所以不填，我希望上大学可以远行独立。据说男中部有人只填一个志愿，当年的南开精神颇为过度自信，但似乎也很少失败。我之所以选择哲学系，乃是幼稚地想向父亲挑战:你到德国读哲学，我至少也可以远赴云南昆明去读哲学，探索人生深奥的意义。下定决心后，从此全心准备读哲学系，连我最敬佩的孟志荪老师劝我读中文系，我都不听，还
力陈浅见哩。
我记得我们准备联考，也和现在的考生一样辛苦。南开中学里有很多学生更辛苦，因为战时他们的家不在四川、重庆，只能以校为家，所以学校的自修室每天开放到晚上九点，愿意的学生可以留校读书，直到联考结束。不过不许点灯。因为怕火灾，虽如此大家还是喜欢去学校读书。我家就在沙坪坝，但我也到学校念书。当年联考也是七月，重庆是三大“火炉”之一，夏天极酷热，我记得铁椅椅背都晒得烫人，可是我们还是坐在那椅子上拚命读，有时坐着还想打瞌睡。靠着英文和国文递补了奇惨的数学份数（只有四十八分），我考上第二志愿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但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竟在发榜后不久，来信通知南开说我的英文分数高，欢迎我前往就读，但是我当时一知半解，执意“追求真理，思考人
生”，决心读哲学系。谁知一年后在武大受朱光潜老师劝告，仍转入外文系，一生命运似已天定。终我一生，人生、真理似乎都非我思考能解。
关于南开，使她扬名于世的是校友。南开著名的校友，自第一届的梅贻琦（一九0八年）和喻传鉴（负责校务数十年）以及后期的周恩来、吴大猷、曹禹（万家宝）、吴纳孙（鹿桥）……等，名单可以达“一里路长”。一九四九年国府迁台时，南开出身的有大使十多人，部长四、五人。近年在自传中叙述南开中学影响的有张忠谋和大陆总理温家宝。南开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校友更多，但这已在我成长教育回忆的
“感情范围”之外。
我认为在南开中学已满百年的历史中，家长名单似乎更为精采，几乎可以自成一本近代史。最早的梁启超、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胡适、张学良、张自忠、翁文澈、汪精卫等，抗战时，在重庆南开我与马寅初的小女儿马仰同班三年，抗战时期的名将（大约都在四、五十岁年纪）泰半都有儿女送来，因为住校，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同学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别人的家世，因为大家都差不多。我至今记得当时与华北名将傅作义的女儿傅?菊（比我高一班）在宿舍谈文论艺的情形。抗战胜利后，国共战争的转折点是，原在北平抗共的傅作义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响应共产党喊出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后来我骇然地读到他的女儿是劝降者之一。在我迷恋诗词、神驰于文学，对政治除了抗日爱国之外几乎是“无知”的那些年，原来另一场风暴已经在酝酿了。
高三时，我决心考大学只填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中央大学因在沙坪坝我家门口所以不填，我希望上大学可以远行独立。据说男中部有人只填一个志愿，当年的南开精神颇为过度自信，但似乎也很少失败。我之所以选择哲学系，乃是幼稚地想向父亲挑战:你到德国读哲学，我至少也可以远赴云南昆明去读哲学，探索人生深奥的意义。下定决心后，从此全心准备读哲学系，连我最敬佩的孟志荪老师劝我读中文系，我都不听，还
力陈浅见哩。
我记得我们准备联考，也和现在的考生一样辛苦。南开中学里有很多学生更辛苦，因为战时他们的家不在四川、重庆，只能以校为家，所以学校的自修室每天开放到晚上九点，愿意的学生可以留校读书，直到联考结束。不过不许点灯。因为怕火灾，虽如此大家还是喜欢去学校读书。我家就在沙坪坝，但我也到学校念书。当年联考也是七月，重庆是三大“火炉”之一，夏天极酷热，我记得铁椅椅背都晒得烫人，可是我们还是坐在那椅子上拚命读，有时坐着还想打瞌睡。靠着英文和国文递补了奇惨的数学份数（只有四十八分），我考上第二志愿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但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竟在发榜后不久，来信通知南开说我的英文分数高，欢迎我前往就读，但是我当时一知半解，执意“追求真理，思考人
生”，决心读哲学系。谁知一年后在武大受朱光潜老师劝告，仍转入外文系，一生命运似已天定。终我一生，人生、真理似乎都非我思考能解。
关于南开，使她扬名于世的是校友。南开著名的校友，自第一届的梅贻琦（一九0八年）和喻传鉴（负责校务数十年）以及后期的周恩来、吴大猷、曹禹（万家宝）、吴纳孙（鹿桥）……等，名单可以达“一里路长”。一九四九年国府迁台时，南开出身的有大使十多人，部长四、五人。近年在自传中叙述南开中学影响的有张忠谋和大陆总理温家宝。南开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校友更多，但这已在我成长教育回忆的
“感情范围”之外。
我认为在南开中学已满百年的历史中，家长名单似乎更为精采，几乎可以自成一本近代史。最早的梁启超、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胡适、张学良、张自忠、翁文澈、汪精卫等，抗战时，在重庆南开我与马寅初的小女儿马仰同班三年，抗战时期的名将（大约都在四、五十岁年纪）泰半都有儿女送来，因为住校，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同学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别人的家世，因为大家都差不多。我至今记得当时与华北名将傅作义的女儿傅?菊（比我高一班）在宿舍谈文论艺的情形。抗战胜利后，国共战争的转折点是，原在北平抗共的傅作义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响应共产党喊出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后来我骇然地读到他的女儿是劝降者之一。在我迷恋诗词、神驰于文学，对政治除了抗日爱国之外几乎是“无知”的那些年，原来另一场风暴已经在酝酿了。
12、来自云端的信
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的时代，沙坪坝六年，张大飞成了我最稳定的笔友。
我上初中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前两年参加重庆上空驱逐任务，大约曾去我家五、六次。我大妹宁媛已经上南开小学，小妹星媛每天也跟着去“玩”（她把小姐姐的书全背得出来）。那时的我是家中唯一爱写信的人，大飞四哥（在他家中排行）不驻重庆时，每周用浅蓝航空信纸写信来，他的家人一直联络不上，他说，我们就是他唯一可报平安的家人了。他写信如写家书，我因此万分感动，必回他的信，那些信如果带出来了，当是多么可贵的战时青年成长史！
我们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的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会的并行线。他的成长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作生死搏斗;而我却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或者唱“中国不会亡……”的合唱。我们两人也许只有一点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赶走日本人。
他的生活何等辉煌，而我只有中学女生那一片小小天地。初中时，我常抄些国文课本里感时忧国的文章如《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韩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史可法《答多尔衮书）等。渐渐地也写些课外读的，女孩子最迷的《冰岛渔夫》、《简爱》，甚至《葛莱齐拉》这种“多情得要命”的散文诗，他似乎都很有兴趣地与我讨论，但每封信结尾都说要注意身体，不要让妈妈操心之类的训勉。
我上了高中，他已身经百战，信中内容也比以前初中生活大为拓宽。凡是校内一切有意义的活动，周会的名人演讲，我办的墙报，寄前线战士慰劳信，为轰炸后重建新居的捐款活动……等，他都很有兴趣。有时我也寄一、两本“时与潮书店”的好书给他。这些信，他说，是他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
渐渐地，他写了更多关于《圣经》的话，并且很欣赏我抄寄给他孟老师诗选、词选的课本，他说这是他灵魂又一重安慰（多年来，他是唯一常常和我谈灵魂的人）。
他几乎和我平步修完孟志荪老师的诗、词选。他当然喜欢苏东坡和辛弃疾，说那种豪迈是男儿所当有。也同意秦少游的《踏莎行）结语:“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潇湘去。”有大气魄，但是对于我很欣赏皇甫松《梦江南》:“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却不以为然，年纪轻轻，怎么喜欢这么苍凉的境界!
他的信，从寄到湖南的第一封写他入伍训练的磨佣，到他由美回国选入飞虎队（the flying tigers），常常附有照片，从穿着棉军服疾行军到站在鲨鱼嘴飞虎战斗机前穿飞行装的各种照片，七、八年来也累积了不少。
在战火中他已成长，开始他丰实的一生（如果那能称为“一生”），这一切因为
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1893-1958）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一九四一年，在云南的基地，他遇到了美国的随军牧师。多年来他陷于宗教与作战之间的心理冲突，在与这位长老会牧师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些纾解，到美国受训时与基地随军牧师朝夕相见，他们认为保卫家乡是正义之战，减少民间无辜的伤亡，是军人天职，给了他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使他能在杀伐与救赎间求取一些心灵的平安。
渐渐地。他不多写战争的事，开始说打完仗后要去当随军牧师，但是仗要先好好打"绝不能让日本鬼子打赢。他的语气中全是英雄气概，充满了张校长演讲勉励我们“中国不亡，有我!”的气概。
陈纳德和中国空军的关系，似乎只能说是一个缘分，他是在美国空军一次竞技小组的飞行特技表演时，受到中国空军代表观礼的毛邦初注意。一九三七年，陈纳德已经四十五岁了，没有功成名就，因病退役，五月底接受了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顾问之聘，乘轮船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抵达上海。
他在中国最艰困的时候帮助训练初创的空军。他所招募的美国志愿队，由昆明泥泞的机场迎战，出击日军，成为举世闻名的“飞虎队”，但是飞机前舱漆的是张开大嘴的鲨鱼头，他们以少击多打下了数倍的日机，减少了许多申国军民的伤亡，在抗战中成为家喻户晓的神奇故事。有人称他是冒险家，但是他讲究战略，训练严格，与战斗员同甘共苦，大家才能以高超的技术升空驱敌。
两年后。他回美国度假。坐在家中温暖的壁炉前。竟不禁想着中国战场上那些燃烧的城市，以及中国飞行员所驾驶的老式战斗机从空中掉下来的情景。看到满桌精美的食物时，想到中国农民和他们可怜的饿口之粮，他开始和家乡过着幸福日子的人话不投机了。两个月后，他回到中国，得到蒋夫人和中国空军全力的信托，加紧训练年轻的中国飞行员，增强战备。
珍珠港受突袭后，志愿队正式编人美国陆军航空队，陈纳德于一九四二年三月被任命为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指挥官，受蒋委员长领导，总部设在昆明，支持缅甸的英美盟军，主要战场在保卫西南各省。
张大飞于一九三七年底投军，入伍训练结束，以优良成绩选入空军官校十二期，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表现甚好，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回国，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混合大队，机头上仍然漆着鲨鱼嘴，报纸仍旧称他们为飞虎队。
他到沙坪坝我家。妈妈说美国伙食好，他更壮了，也似乎还长高了一些。新晋阶中尉的制服领上飞鹰、袖上两条线，走路真是有精神!此次告别，他即往昆明报到。
由报纸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战必赢，那时地面上的国军陷入苦战，湖南、广西几全沦陷，空军是唯一令我们鼓舞的英雄。
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小铺子里有玻璃罐子，装着我大妹四岁时在逃难路上最爱吃的糖球。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他不喝就被嘲笑，有一次喝了一些就醉了，跳到桌子上大唱“哈利路亚……．”从此没人强迫他喝，更劝不动他去跳舞，在朝不保夕的人眼中，他不肯一起去及时行乐，实在古怪。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读《圣经》，看书报，给慧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行乐”快乐多了。
有一封信中，他告诉我: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迹，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人的脸，一脸的惊恐。他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回防至今，他忘不了那坠下飞机中飞行员的脸了。……我没有看见，但是我也忘不了那在火焰中的脸。
是的，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撩烧、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高二那一年暑假，吃过中饭，我带他穿过中大校园去看嘉陵江岸我那块悬空小岩洞。太阳耀眼，江水清澄，我们坐在那里说我读的课外书，说他飞行所见。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时光静静流过，我们未曾一语触及内心，更未及情爱——他又回到
云南，一去近一年。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默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牛跑步到了门口，上了
车。疾驰而去。
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一九四三春风远矣。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注：
注
1、这首歌原是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全民抗日的歌，中共于一九四九年定都北平改名北京，以此作为国歌，来台湾后无人敢再唱。
2、 《葛莱齐拉》法．拉玛尔丁着，卓儒译。法国诗人拉玛尔丁、被认为是法国浪漫诗人之始。他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诗集《和声集》有注曰，在教堂廊柱的阴影中，见柱上悬蕾一幅童女出殡的图画，棺旁盛开着百合花。——此书为一散文诗体小说，吟咏一个旅行至意大利摹坡里海湾的十八岁法国青年与渔夫十六岁孙女之爱情，女孩因他离去，忧伤而死，中译全书二百页。中译大约是译者选译，应是抗战前一九三0年左右出版，初读版本全无记忆。到台湾后，画家陈贝茂将所藏台湾版本赠我。全书无序、无后记，版权页载明台北新兴书局出版，一九五五年。，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满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 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 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抛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顷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
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整整一年。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
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地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与自信。
中山中学到了四川之后，毕业生会考与升大学比例都在全国前十名（自到汉口后招收了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各地中学生数百人）。进入职场的以军政、文化界最多。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大部分学生回到隔绝十年的家，已不愿再踏上流亡之路：国共战争期间，决定留在千疮百孔的家乡，驱除满洲国余毒，重建民族信心和教育，但他们终身未忘在中山中学那一段患难申情逾骨肉的感情。
一九九0年代，中山中学在沈阳复校，主要的力量即是来自当年流亡返乡的校友：包括吉林省长、辽宁省书记、沈阳市长，当年，他们都曾在湘桂、川黔路的漫漫长行中含泪唱过“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一九八四年，台湾中山校友会出版了一本《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金禧纪念集》，由当时任警官学较校长的李兴唐、《传记文学》创办人刘绍唐、华航总经理张麟德及谢
钟琏、陈明仁、斩士光、凌光武、龙士光、石声久、李光办、赵淑敏等较友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编写集稿成书：全书近六十篇忆往文章，血泪斑斑，任何人读了都会感动。
其中，郑佩高《艰难岁月五十年》，详述颠沛流离十年事，开篇曰：
“我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之创立也，在苦难申诞生;其停办也。情景尤其令人心碎。数其岁月，自创校以迄今，恰恰五十年，此五十年中。何尝有一日能使吾人喜乐者?且突破艰难，尝尽苦涩，奔走呼号，弃个人之喜乐于不顾，以促使吾校诞生之诸乡贤。就笔者所知，大半已归道山，其所抱之伟大理想，就今日言之，仍未能完全实现。因知其在天之灵必有深恨!学校由北平南迁之前，平津中上学生集中军训不及一个月，日本提出我中央军退至黄河以南，停止一切仇日抗日活动，学生集训应立即停止等等无理要求。第二日清晨升旗之后，总队长关麟征将军（二十九军师长，抗战时殉国）步上升旗台，涕泪纵横宣布集训解散，并曰:“我们的国家至此地步，尚成何国家，此仇此恨不报，能算作男子汉大丈夫否？能称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否?”一时群情激动，俱冬痛哭失声，恨不得立即灭此朝食，虽粉身碎骨而无悔……。解散后。地上热泪滴处，斑斑成行成列皆分明可见也……东北沦陷，师生中被俘被杀者极众，至能逃来台湾者，率亦系百死一生，试一追念前尘，能无天地永在震撼之中之感乎?”文章最后，郑佩高注记：“九一八事变五十二周年纪念之夕完稿，执笔之际。犹彷佛日寇炮火凌空而过，北大营在火海中也!”
除此之外，每逢有人提到中山中学，我最鲜明的印象就是在那一条漫长的逃亡路上，我父亲看我们都算平安上路，就急急忙忙赶去下一站接洽驻军，给徒步走来的学生安排粮食与宿地的情形。
一站又一站，他总是与我生病的母亲与幼妹擦身而过。那时我已经“升级”坐在行李车上，随时注意不要被颠簸摔下车去，哥哥在步行的队伍中。我们有时会远远看到父亲在赶往下一站的军车上，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那时在他的心中，那近千人的学生，都是他的孩子，都必须带到安全的，有希望的地方丢。
注
1、胡志伟，《抗日名将孙元良访问记》。台北，《传记文学》，第九十一卷第一期，二00七年七月号，
2-郑佩高《艰难岁月五十年》。白北，中山校友杜，《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金禧纪念集》。
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的时代，沙坪坝六年，张大飞成了我最稳定的笔友。
我上初中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前两年参加重庆上空驱逐任务，大约曾去我家五、六次。我大妹宁媛已经上南开小学，小妹星媛每天也跟着去“玩”（她把小姐姐的书全背得出来）。那时的我是家中唯一爱写信的人，大飞四哥（在他家中排行）不驻重庆时，每周用浅蓝航空信纸写信来，他的家人一直联络不上，他说，我们就是他唯一可报平安的家人了。他写信如写家书，我因此万分感动，必回他的信，那些信如果带出来了，当是多么可贵的战时青年成长史！
我们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的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会的并行线。他的成长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作生死搏斗;而我却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或者唱“中国不会亡……”的合唱。我们两人也许只有一点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赶走日本人。
他的生活何等辉煌，而我只有中学女生那一片小小天地。初中时，我常抄些国文课本里感时忧国的文章如《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韩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史可法《答多尔衮书）等。渐渐地也写些课外读的，女孩子最迷的《冰岛渔夫》、《简爱》，甚至《葛莱齐拉》这种“多情得要命”的散文诗，他似乎都很有兴趣地与我讨论，但每封信结尾都说要注意身体，不要让妈妈操心之类的训勉。
我上了高中，他已身经百战，信中内容也比以前初中生活大为拓宽。凡是校内一切有意义的活动，周会的名人演讲，我办的墙报，寄前线战士慰劳信，为轰炸后重建新居的捐款活动……等，他都很有兴趣。有时我也寄一、两本“时与潮书店”的好书给他。这些信，他说，是他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
渐渐地，他写了更多关于《圣经》的话，并且很欣赏我抄寄给他孟老师诗选、词选的课本，他说这是他灵魂又一重安慰（多年来，他是唯一常常和我谈灵魂的人）。
他几乎和我平步修完孟志荪老师的诗、词选。他当然喜欢苏东坡和辛弃疾，说那种豪迈是男儿所当有。也同意秦少游的《踏莎行）结语:“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潇湘去。”有大气魄，但是对于我很欣赏皇甫松《梦江南》:“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却不以为然，年纪轻轻，怎么喜欢这么苍凉的境界!
他的信，从寄到湖南的第一封写他入伍训练的磨佣，到他由美回国选入飞虎队（the flying tigers），常常附有照片，从穿着棉军服疾行军到站在鲨鱼嘴飞虎战斗机前穿飞行装的各种照片，七、八年来也累积了不少。
在战火中他已成长，开始他丰实的一生（如果那能称为“一生”），这一切因为
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1893-1958）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一九四一年，在云南的基地，他遇到了美国的随军牧师。多年来他陷于宗教与作战之间的心理冲突，在与这位长老会牧师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些纾解，到美国受训时与基地随军牧师朝夕相见，他们认为保卫家乡是正义之战，减少民间无辜的伤亡，是军人天职，给了他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使他能在杀伐与救赎间求取一些心灵的平安。
渐渐地。他不多写战争的事，开始说打完仗后要去当随军牧师，但是仗要先好好打"绝不能让日本鬼子打赢。他的语气中全是英雄气概，充满了张校长演讲勉励我们“中国不亡，有我!”的气概。
陈纳德和中国空军的关系，似乎只能说是一个缘分，他是在美国空军一次竞技小组的飞行特技表演时，受到中国空军代表观礼的毛邦初注意。一九三七年，陈纳德已经四十五岁了，没有功成名就，因病退役，五月底接受了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顾问之聘，乘轮船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抵达上海。
他在中国最艰困的时候帮助训练初创的空军。他所招募的美国志愿队，由昆明泥泞的机场迎战，出击日军，成为举世闻名的“飞虎队”，但是飞机前舱漆的是张开大嘴的鲨鱼头，他们以少击多打下了数倍的日机，减少了许多申国军民的伤亡，在抗战中成为家喻户晓的神奇故事。有人称他是冒险家，但是他讲究战略，训练严格，与战斗员同甘共苦，大家才能以高超的技术升空驱敌。
两年后。他回美国度假。坐在家中温暖的壁炉前。竟不禁想着中国战场上那些燃烧的城市，以及中国飞行员所驾驶的老式战斗机从空中掉下来的情景。看到满桌精美的食物时，想到中国农民和他们可怜的饿口之粮，他开始和家乡过着幸福日子的人话不投机了。两个月后，他回到中国，得到蒋夫人和中国空军全力的信托，加紧训练年轻的中国飞行员，增强战备。
珍珠港受突袭后，志愿队正式编人美国陆军航空队，陈纳德于一九四二年三月被任命为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指挥官，受蒋委员长领导，总部设在昆明，支持缅甸的英美盟军，主要战场在保卫西南各省。
张大飞于一九三七年底投军，入伍训练结束，以优良成绩选入空军官校十二期，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表现甚好，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回国，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混合大队，机头上仍然漆着鲨鱼嘴，报纸仍旧称他们为飞虎队。
他到沙坪坝我家。妈妈说美国伙食好，他更壮了，也似乎还长高了一些。新晋阶中尉的制服领上飞鹰、袖上两条线，走路真是有精神!此次告别，他即往昆明报到。
由报纸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战必赢，那时地面上的国军陷入苦战，湖南、广西几全沦陷，空军是唯一令我们鼓舞的英雄。
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小铺子里有玻璃罐子，装着我大妹四岁时在逃难路上最爱吃的糖球。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他不喝就被嘲笑，有一次喝了一些就醉了，跳到桌子上大唱“哈利路亚……．”从此没人强迫他喝，更劝不动他去跳舞，在朝不保夕的人眼中，他不肯一起去及时行乐，实在古怪。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读《圣经》，看书报，给慧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行乐”快乐多了。
有一封信中，他告诉我: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迹，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人的脸，一脸的惊恐。他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回防至今，他忘不了那坠下飞机中飞行员的脸了。……我没有看见，但是我也忘不了那在火焰中的脸。
是的，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撩烧、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高二那一年暑假，吃过中饭，我带他穿过中大校园去看嘉陵江岸我那块悬空小岩洞。太阳耀眼，江水清澄，我们坐在那里说我读的课外书，说他飞行所见。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时光静静流过，我们未曾一语触及内心，更未及情爱——他又回到
云南，一去近一年。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默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牛跑步到了门口，上了
车。疾驰而去。
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一九四三春风远矣。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注：
注
1、这首歌原是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全民抗日的歌，中共于一九四九年定都北平改名北京，以此作为国歌，来台湾后无人敢再唱。
2、 《葛莱齐拉》法．拉玛尔丁着，卓儒译。法国诗人拉玛尔丁、被认为是法国浪漫诗人之始。他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诗集《和声集》有注曰，在教堂廊柱的阴影中，见柱上悬蕾一幅童女出殡的图画，棺旁盛开着百合花。——此书为一散文诗体小说，吟咏一个旅行至意大利摹坡里海湾的十八岁法国青年与渔夫十六岁孙女之爱情，女孩因他离去，忧伤而死，中译全书二百页。中译大约是译者选译，应是抗战前一九三0年左右出版，初读版本全无记忆。到台湾后，画家陈贝茂将所藏台湾版本赠我。全书无序、无后记，版权页载明台北新兴书局出版，一九五五年。，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满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 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 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抛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顷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
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整整一年。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
我今天回想那些老师随时上课的样子，深深感到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们真正地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课程，他们还传授献身与爱，尤其是自尊与自信。
中山中学到了四川之后，毕业生会考与升大学比例都在全国前十名（自到汉口后招收了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各地中学生数百人）。进入职场的以军政、文化界最多。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大部分学生回到隔绝十年的家，已不愿再踏上流亡之路：国共战争期间，决定留在千疮百孔的家乡，驱除满洲国余毒，重建民族信心和教育，但他们终身未忘在中山中学那一段患难申情逾骨肉的感情。
一九九0年代，中山中学在沈阳复校，主要的力量即是来自当年流亡返乡的校友：包括吉林省长、辽宁省书记、沈阳市长，当年，他们都曾在湘桂、川黔路的漫漫长行中含泪唱过“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一九八四年，台湾中山校友会出版了一本《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金禧纪念集》，由当时任警官学较校长的李兴唐、《传记文学》创办人刘绍唐、华航总经理张麟德及谢
钟琏、陈明仁、斩士光、凌光武、龙士光、石声久、李光办、赵淑敏等较友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编写集稿成书：全书近六十篇忆往文章，血泪斑斑，任何人读了都会感动。
其中，郑佩高《艰难岁月五十年》，详述颠沛流离十年事，开篇曰：
“我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之创立也，在苦难申诞生;其停办也。情景尤其令人心碎。数其岁月，自创校以迄今，恰恰五十年，此五十年中。何尝有一日能使吾人喜乐者?且突破艰难，尝尽苦涩，奔走呼号，弃个人之喜乐于不顾，以促使吾校诞生之诸乡贤。就笔者所知，大半已归道山，其所抱之伟大理想，就今日言之，仍未能完全实现。因知其在天之灵必有深恨!学校由北平南迁之前，平津中上学生集中军训不及一个月，日本提出我中央军退至黄河以南，停止一切仇日抗日活动，学生集训应立即停止等等无理要求。第二日清晨升旗之后，总队长关麟征将军（二十九军师长，抗战时殉国）步上升旗台，涕泪纵横宣布集训解散，并曰:“我们的国家至此地步，尚成何国家，此仇此恨不报，能算作男子汉大丈夫否？能称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否?”一时群情激动，俱冬痛哭失声，恨不得立即灭此朝食，虽粉身碎骨而无悔……。解散后。地上热泪滴处，斑斑成行成列皆分明可见也……东北沦陷，师生中被俘被杀者极众，至能逃来台湾者，率亦系百死一生，试一追念前尘，能无天地永在震撼之中之感乎?”文章最后，郑佩高注记：“九一八事变五十二周年纪念之夕完稿，执笔之际。犹彷佛日寇炮火凌空而过，北大营在火海中也!”
除此之外，每逢有人提到中山中学，我最鲜明的印象就是在那一条漫长的逃亡路上，我父亲看我们都算平安上路，就急急忙忙赶去下一站接洽驻军，给徒步走来的学生安排粮食与宿地的情形。
一站又一站，他总是与我生病的母亲与幼妹擦身而过。那时我已经“升级”坐在行李车上，随时注意不要被颠簸摔下车去，哥哥在步行的队伍中。我们有时会远远看到父亲在赶往下一站的军车上，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那时在他的心中，那近千人的学生，都是他的孩子，都必须带到安全的，有希望的地方丢。
注
1、胡志伟，《抗日名将孙元良访问记》。台北，《传记文学》，第九十一卷第一期，二00七年七月号，
2-郑佩高《艰难岁月五十年》。白北，中山校友杜，《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金禧纪念集》。
第四章、三江汇流处
1、溯江
长江全长六三八0公里，是世界第三长河。我生命中两大转折都是由有家变无家，一路哭泣，溯江而上。从芜湖搭上运兵船逃往汉口时，我刚小学毕业;现在，一九四三年的八月底，我由重庆溯江往川西嘉定（旧称嘉定府）去，是刚刚中学毕业。
上船的那天中午，被妈妈形容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的爸爸竟然亲自送我。从家到朝天门码头大约三十里，车刚过小龙坎，天空就闪电打雷开始下雨。我带着当年出远门的标准行李，一个小箱子和一个行李卷;那行李卷用毯子包着被褥和衣服卷成一个椭圆形，上面反扣一个搪瓷脸盆，外面加一块油布。用粗麻绳绑紧（一九七六年我在欧洲一飞机场行李盘上看到一个同样的行李卷，从巴基斯坦来，看来这是个全球性的智慧吧，把它摊开来就是一个家）。
由朝天门码头走到船边。似乎有走不尽的滑溜石阶。那场雨可真是倾盆而下，我们走上甲板之前。雨篷的水沿舨泼下，什么伞也挡不住。爸爸穿的白色夏布长衫全湿透了。从头发往鞋上流成一条水柱。我自己是什么光景已全然不知，只记得拼命憋住震撼全身的哭泣，看着他向我的学姐们道谢，下了跳板上岸去，在雨幕中迅即隐没。
多年来我总记不全那趟长江之旅，只记得那场劈头盖脸的雨和全身湿透的爸爸，感怀“哀哀父母，生我瞰劳”。
我随着大家将行李放在半干的统舱地上，打开，互相遮掩着把湿衣服换下。敲钟的时候去前舱领来饭菜，坐在各自的铺位上吃。不久就天黑了，灯光仅供照明，舱内的昏暗和江上的黑夜融合，渐渐人声停歇，只剩上水江轮引擎费力的声音。茫茫江河，我在何处？
第二天破晓之前，我由梦中惊醒：梦中有强壮的男子声音喊着，“往右边树丛靠过去，愈快愈好，鬼子飞机来了!”我正帮着给妈妈换她身下的血垫子，出了舱门，到处找不到十八个月大、刚会走路的二妹妹——我松手之前，她还在哥哥、张大非他们学生队伍和靠里坐着的伤兵之间摇摇晃晃地走着……。醒来时，看到四周全是熟睡的陌生脸孔。六年之后，在同一条江上，我又流着一种割舍之泪。
黄昏时分，船靠宜宾码头，岷江由北来与长江合流。
鲁巧珍同班的冯家碌是宜宾世家，那一晚，招待我们一行六人饱餐一顿，住在她家。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富庶与稳定。饭后去市街漫步，且到基督教内地会等地。我所见到的地方士绅宅院和商家行号都有一种世代相传的文化气息，比逃难初期在湖南所见的中国内地文化更多一层自信。
自宜宾再溯江航行的江面又窄了一些，上水船也小了许多。此时正是八月秋沉的时候，江水暴涨激流汹涌，好几次船不进反而稍退，旅客们有人惊呼。我倚在船舨，自以为无人看见，又流下思家之泪，久久不止。我自幼是个弱者，处处需人保护。南开中学离家三里，从没有一天“自由”，填大学联考志愿时，重庆附近的全不填，自以为海阔天空，面对人生可以变得强壮。而如今，仅只沙坪坝三个字即如此可爱，后悔离家，却已太迟。这时鲁巧珍静静来到我身旁说，“刚才一个男生说，你们这个新同学怎么一直哭。像她这个哭法，难怪长江水要涨。”接着又说，“我去年来的时候也哭了一阵子，现在第二年来心里已平静多了。”在她一九四六年毕业前的三年中，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心情、观念契合，无话不谈，也无事不能了解。
1、溯江
长江全长六三八0公里，是世界第三长河。我生命中两大转折都是由有家变无家，一路哭泣，溯江而上。从芜湖搭上运兵船逃往汉口时，我刚小学毕业;现在，一九四三年的八月底，我由重庆溯江往川西嘉定（旧称嘉定府）去，是刚刚中学毕业。
上船的那天中午，被妈妈形容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的爸爸竟然亲自送我。从家到朝天门码头大约三十里，车刚过小龙坎，天空就闪电打雷开始下雨。我带着当年出远门的标准行李，一个小箱子和一个行李卷;那行李卷用毯子包着被褥和衣服卷成一个椭圆形，上面反扣一个搪瓷脸盆，外面加一块油布。用粗麻绳绑紧（一九七六年我在欧洲一飞机场行李盘上看到一个同样的行李卷，从巴基斯坦来，看来这是个全球性的智慧吧，把它摊开来就是一个家）。
由朝天门码头走到船边。似乎有走不尽的滑溜石阶。那场雨可真是倾盆而下，我们走上甲板之前。雨篷的水沿舨泼下，什么伞也挡不住。爸爸穿的白色夏布长衫全湿透了。从头发往鞋上流成一条水柱。我自己是什么光景已全然不知，只记得拼命憋住震撼全身的哭泣，看着他向我的学姐们道谢，下了跳板上岸去，在雨幕中迅即隐没。
多年来我总记不全那趟长江之旅，只记得那场劈头盖脸的雨和全身湿透的爸爸，感怀“哀哀父母，生我瞰劳”。
我随着大家将行李放在半干的统舱地上，打开，互相遮掩着把湿衣服换下。敲钟的时候去前舱领来饭菜，坐在各自的铺位上吃。不久就天黑了，灯光仅供照明，舱内的昏暗和江上的黑夜融合，渐渐人声停歇，只剩上水江轮引擎费力的声音。茫茫江河，我在何处？
第二天破晓之前，我由梦中惊醒：梦中有强壮的男子声音喊着，“往右边树丛靠过去，愈快愈好，鬼子飞机来了!”我正帮着给妈妈换她身下的血垫子，出了舱门，到处找不到十八个月大、刚会走路的二妹妹——我松手之前，她还在哥哥、张大非他们学生队伍和靠里坐着的伤兵之间摇摇晃晃地走着……。醒来时，看到四周全是熟睡的陌生脸孔。六年之后，在同一条江上，我又流着一种割舍之泪。
黄昏时分，船靠宜宾码头，岷江由北来与长江合流。
鲁巧珍同班的冯家碌是宜宾世家，那一晚，招待我们一行六人饱餐一顿，住在她家。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富庶与稳定。饭后去市街漫步，且到基督教内地会等地。我所见到的地方士绅宅院和商家行号都有一种世代相传的文化气息，比逃难初期在湖南所见的中国内地文化更多一层自信。
自宜宾再溯江航行的江面又窄了一些，上水船也小了许多。此时正是八月秋沉的时候，江水暴涨激流汹涌，好几次船不进反而稍退，旅客们有人惊呼。我倚在船舨，自以为无人看见，又流下思家之泪，久久不止。我自幼是个弱者，处处需人保护。南开中学离家三里，从没有一天“自由”，填大学联考志愿时，重庆附近的全不填，自以为海阔天空，面对人生可以变得强壮。而如今，仅只沙坪坝三个字即如此可爱，后悔离家，却已太迟。这时鲁巧珍静静来到我身旁说，“刚才一个男生说，你们这个新同学怎么一直哭。像她这个哭法，难怪长江水要涨。”接着又说，“我去年来的时候也哭了一阵子，现在第二年来心里已平静多了。”在她一九四六年毕业前的三年中，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心情、观念契合，无话不谈，也无事不能了解。
2、白塔街女生宿舍
我所记得的大学生活不是从美丽的乐山城开始，而是由女生宿舍开始。
我一生住了将近十年的女生宿舍，八年在战时，两年在胜利后“复员”初期。当时宿舍的设备很简陋，都是晚上九点熄灯，但气氛大不相同。大学宿舍当然比校自由，在熄灯以前可以自由出入。乐山自塔街的女生宿舍被称为“白宫”，是一幢木造四层楼建筑，原是教会为训练内地传教士而建的，所以勉强可以容纳百人住宿，自成院落也相当安全。因在战时无力修缮，已颇老旧，既不白也非“宫”，但比借住在寺庙或祠堂的六处男生宿舍好很多，大约因为座落在白塔街而得名吧（我也始终未见白塔）。
唯一的舍监是朱君允女士，她的作风与南开那位无时不在的严师王文田完全不同，很少管我们，连露面都不多。我那时以为她是名剧作家熊佛西的太太，而且离了婚，大约应该是孤高神秘的女子，不必“涉入凡尘”，管些衣食住行的琐事。在我记忆中，管我们生活的只有坐在宿舍进门的工友老姚（据说男生称他姚老爹或姚大帅）。今日想来，他岂止是那每天晚上准时拿把大铁钥匙锁大门。放下木门栓的铁面
无私的小老头;他里里外外什么都管，一切都了如指掌。那一百多个女生的资料全在
他的脑袋里，简直是莎士比亚喜剧里的厉害人物。他长得甚矮，头顶差不多全秃了，
我不记得看过他的头发，成年穿一件黑灰色棉袍。——暑假时我们都回家了不知他的穿着，笑和不笑的时候全排上牙都露在唇外。
我跟学姐们带着那些可笑的铺盖卷进了宿舍大门，似乎是向老姚报到的。他告诉鲁巧珍她们到二楼，领着我过一个小小的天井，左边角落一间屋子，指着最里面的一个上下铺床位的上铺说，“你住这里。”那床靠着屋子唯一的窗子，我原有些庆幸，但很快发现。这窗开向白塔街，为了安全起见，由外面用木条封住了。这一夜，天一
直没有亮，亮了我们也不知道。
住在我下铺的赵晓兰是数学系的，比我早来三天。她带我到厕所和咫尺之外的餐厅;小天井的右边是一排木板搭盖的浴室，隔成八小间，水泥地上有一个木架放脸盆。往门口走有一个架高的巨大铁锅，每天早上开了门就有水夫由水西门挑水来装七分满，在锅下烧煤，我们拿脸盆走小石阶上去舀水。
我们那间房是全宿舍最后的选择（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上下铺木床相当单薄，学校仓卒迁来，全市的木匠都忙不及做课桌椅和床，但相教于男生，女生已得了很多优待。我们两人都瘦，但是翻身或上下，床都会有些摇动。上铺没有栏杆，我总怕半夜会摔下去。有一天半夜，我突然发现床微微颤动已许久了。便向下问，“你也睡不着吗？”赵晓兰说，“我每晚听你躲在被里哭，我也好想家……”从此，我和她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每天吃完了宿舍的一钵菜和汤的晚饭后，一起到白塔街转陕西街到县街“探险”，找一点可以吃饱的零食。下雨天撑一把伞互相扶着走，石子铺的路长年滑溜溜的，街的转角处就是水西门，从清晨到日落，无数的人从大渡河挑水上来，扁担两端的木桶摇到各家水池大约泼了三份之一在石子路上。
第一天上课是鲁巧珍带路的，她读经济系二年级。文法学院在文庙上课，总图书馆也在文庙。武大是迁校后方时带出最多图书的大学，也颇以此自傲。此后四年，我们的教材多由班代表借出书，分配给同学先抄若干再去上课。所以由文庙出来，大家都先去买笔记本。
由文庙门前月弭塘石阶左首上叮咚街，到府街、紫云街，走许久才到嘉乐门大街找到嘉乐纸厂的门市部。进门第一眼所见，令我终生难忘，简直就是乐园中的乐园景象……宽敞的平面柜上、环绕四壁的木格架上，摆满了各种雅洁封面的簿子，尺寸大小
皆有，浅蓝、湖绿、粉蝶、鹅黄……，厚册并列，呈现出人生梦中所见的色彩!
那著名于大后方的嘉乐纸有千百种面貌，从书法珍藏的宣纸。到学生用的笔记簿都是艺术品，是由精巧的手，将峨嵋山系的竹木浸泡在流经嘉定乐山大佛脚下的岷江水制成。一位博物馆专家说，数百年后芳香仍在纸上。我何等幸运，由这样一个起点记忆那住了三年的山城。
由嘉乐纸厂出来，她们带我经安澜门下石阶到萧公嘴去看岷江和大渡河交汇的汹涌激流。那样宏伟开阔，留给我的印象远胜于那座世界闻名，建于公元七一三至八0三唐朝年间的大佛。由于它的历史和观光价值，乐山城在文革后，被“现代化”到难以辨认了。
我所记得的大学生活不是从美丽的乐山城开始，而是由女生宿舍开始。
我一生住了将近十年的女生宿舍，八年在战时，两年在胜利后“复员”初期。当时宿舍的设备很简陋，都是晚上九点熄灯，但气氛大不相同。大学宿舍当然比校自由，在熄灯以前可以自由出入。乐山自塔街的女生宿舍被称为“白宫”，是一幢木造四层楼建筑，原是教会为训练内地传教士而建的，所以勉强可以容纳百人住宿，自成院落也相当安全。因在战时无力修缮，已颇老旧，既不白也非“宫”，但比借住在寺庙或祠堂的六处男生宿舍好很多，大约因为座落在白塔街而得名吧（我也始终未见白塔）。
唯一的舍监是朱君允女士，她的作风与南开那位无时不在的严师王文田完全不同，很少管我们，连露面都不多。我那时以为她是名剧作家熊佛西的太太，而且离了婚，大约应该是孤高神秘的女子，不必“涉入凡尘”，管些衣食住行的琐事。在我记忆中，管我们生活的只有坐在宿舍进门的工友老姚（据说男生称他姚老爹或姚大帅）。今日想来，他岂止是那每天晚上准时拿把大铁钥匙锁大门。放下木门栓的铁面
无私的小老头;他里里外外什么都管，一切都了如指掌。那一百多个女生的资料全在
他的脑袋里，简直是莎士比亚喜剧里的厉害人物。他长得甚矮，头顶差不多全秃了，
我不记得看过他的头发，成年穿一件黑灰色棉袍。——暑假时我们都回家了不知他的穿着，笑和不笑的时候全排上牙都露在唇外。
我跟学姐们带着那些可笑的铺盖卷进了宿舍大门，似乎是向老姚报到的。他告诉鲁巧珍她们到二楼，领着我过一个小小的天井，左边角落一间屋子，指着最里面的一个上下铺床位的上铺说，“你住这里。”那床靠着屋子唯一的窗子，我原有些庆幸，但很快发现。这窗开向白塔街，为了安全起见，由外面用木条封住了。这一夜，天一
直没有亮，亮了我们也不知道。
住在我下铺的赵晓兰是数学系的，比我早来三天。她带我到厕所和咫尺之外的餐厅;小天井的右边是一排木板搭盖的浴室，隔成八小间，水泥地上有一个木架放脸盆。往门口走有一个架高的巨大铁锅，每天早上开了门就有水夫由水西门挑水来装七分满，在锅下烧煤，我们拿脸盆走小石阶上去舀水。
我们那间房是全宿舍最后的选择（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上下铺木床相当单薄，学校仓卒迁来，全市的木匠都忙不及做课桌椅和床，但相教于男生，女生已得了很多优待。我们两人都瘦，但是翻身或上下，床都会有些摇动。上铺没有栏杆，我总怕半夜会摔下去。有一天半夜，我突然发现床微微颤动已许久了。便向下问，“你也睡不着吗？”赵晓兰说，“我每晚听你躲在被里哭，我也好想家……”从此，我和她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每天吃完了宿舍的一钵菜和汤的晚饭后，一起到白塔街转陕西街到县街“探险”，找一点可以吃饱的零食。下雨天撑一把伞互相扶着走，石子铺的路长年滑溜溜的，街的转角处就是水西门，从清晨到日落，无数的人从大渡河挑水上来，扁担两端的木桶摇到各家水池大约泼了三份之一在石子路上。
第一天上课是鲁巧珍带路的，她读经济系二年级。文法学院在文庙上课，总图书馆也在文庙。武大是迁校后方时带出最多图书的大学，也颇以此自傲。此后四年，我们的教材多由班代表借出书，分配给同学先抄若干再去上课。所以由文庙出来，大家都先去买笔记本。
由文庙门前月弭塘石阶左首上叮咚街，到府街、紫云街，走许久才到嘉乐门大街找到嘉乐纸厂的门市部。进门第一眼所见，令我终生难忘，简直就是乐园中的乐园景象……宽敞的平面柜上、环绕四壁的木格架上，摆满了各种雅洁封面的簿子，尺寸大小
皆有，浅蓝、湖绿、粉蝶、鹅黄……，厚册并列，呈现出人生梦中所见的色彩!
那著名于大后方的嘉乐纸有千百种面貌，从书法珍藏的宣纸。到学生用的笔记簿都是艺术品，是由精巧的手，将峨嵋山系的竹木浸泡在流经嘉定乐山大佛脚下的岷江水制成。一位博物馆专家说，数百年后芳香仍在纸上。我何等幸运，由这样一个起点记忆那住了三年的山城。
由嘉乐纸厂出来，她们带我经安澜门下石阶到萧公嘴去看岷江和大渡河交汇的汹涌激流。那样宏伟开阔，留给我的印象远胜于那座世界闻名，建于公元七一三至八0三唐朝年间的大佛。由于它的历史和观光价值，乐山城在文革后，被“现代化”到难以辨认了。
3、哲学系新生
一年级那一年。大学功课几乎全无挑战，哲学概论和经济学需要听讲，但讲义简单又没有指定参考书，即使指定了也没有书，图书馆里专门的书由各系分配。武大老师似乎都有默契实行低分主义，考得再好也得不到九十分。大一国文和英文不比南开的程度高，进度又很慢。记得英文老师讲一课书时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念"black bird，同学们就在背后如此称他。必修的体育简直就是笑话。我不记得有真正的操场。
这一年我有足够的时间想清楚自己的处境与心境。一整年似乎都在飘浮状态，除了那上铺的床和床前两尺长的一片木桌，此外别无属于我的空间。宿舍二楼有一间自修室。窗大明亮，晚上灯光较足，大约有三十座位，但永远被高年级同学占满。宿舍屋内电灯极为昏暗，白天又无日光，反而是在九点熄灯之后，有功课要做的人点起各人自己的小油灯（最原始的那种有座半凹的瓷碗，倒一些桐油，放二、三茎灯志草用火柴点燃）。考试之前，奢侈一下，点小小的蜡烛。
冬天冷时，唯一的房门也不能开，空气污浊。八个人也都得那么过一周七天，只有盼望暑假回家吃饱一点，睡好一点。后来夸张地回忆说。那一年能活着回家是因为宿舍旁边有一个小屋子里詹师傅的家庭式糕饼，至今仍觉得是最好吃的面包;在宿舍里有老姚的花生米，五元一包。小小的纸筒封着一小把，解饥养身，香脆千古。当年女同学在半世纪后的回忆中，无人不提上一笔！
刚到乐山"我几乎是亦步亦趋地跟着鲁巧珍和余宪逸她们的脚步，认识了那个小城。南开校友会是我第一个参加的社团。他们的迎新活动，不只是吃喝，还有一些远足;走二、三十里到名胜去坐茶馆，如楠木林，是格调极高的私人庭园，比著名的乌尤寺和凌云寺更令我流连。
我至今仍羡慕至极的茶馆文化，大约是男生的专利吧。男生口中的女生宿舍“白宫”，据云比男生宿舍舒服多了，散布在小城的六座男生宿舍，一半是香火不盛的庙宇，一半是简陋搭盖的通铺。它们的名字倒很启人想象。如龙神祠、叮咚街、露济寺、斑竹湾……。自修室都不够用，但是旁边都有茶馆，泡一盏茶可以坐上半天，许多人的功课、论文、交友、下棋、打桥牌、论政都在茶馆。他们那样的生活是女生无法企盼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女生敢一个人上街闲逛，也没有人敢上茶馆。在一千多学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是十比一，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多年后我读到维吉尼亚。伍尔芙《自己的房间》 知道世上女子寻求知识时，现实的困境相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期待、不同的困境，但男女很难有完全的平等。
一年级那一年。大学功课几乎全无挑战，哲学概论和经济学需要听讲，但讲义简单又没有指定参考书，即使指定了也没有书，图书馆里专门的书由各系分配。武大老师似乎都有默契实行低分主义，考得再好也得不到九十分。大一国文和英文不比南开的程度高，进度又很慢。记得英文老师讲一课书时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念"black bird，同学们就在背后如此称他。必修的体育简直就是笑话。我不记得有真正的操场。
这一年我有足够的时间想清楚自己的处境与心境。一整年似乎都在飘浮状态，除了那上铺的床和床前两尺长的一片木桌，此外别无属于我的空间。宿舍二楼有一间自修室。窗大明亮，晚上灯光较足，大约有三十座位，但永远被高年级同学占满。宿舍屋内电灯极为昏暗，白天又无日光，反而是在九点熄灯之后，有功课要做的人点起各人自己的小油灯（最原始的那种有座半凹的瓷碗，倒一些桐油，放二、三茎灯志草用火柴点燃）。考试之前，奢侈一下，点小小的蜡烛。
冬天冷时，唯一的房门也不能开，空气污浊。八个人也都得那么过一周七天，只有盼望暑假回家吃饱一点，睡好一点。后来夸张地回忆说。那一年能活着回家是因为宿舍旁边有一个小屋子里詹师傅的家庭式糕饼，至今仍觉得是最好吃的面包;在宿舍里有老姚的花生米，五元一包。小小的纸筒封着一小把，解饥养身，香脆千古。当年女同学在半世纪后的回忆中，无人不提上一笔！
刚到乐山"我几乎是亦步亦趋地跟着鲁巧珍和余宪逸她们的脚步，认识了那个小城。南开校友会是我第一个参加的社团。他们的迎新活动，不只是吃喝，还有一些远足;走二、三十里到名胜去坐茶馆，如楠木林，是格调极高的私人庭园，比著名的乌尤寺和凌云寺更令我流连。
我至今仍羡慕至极的茶馆文化，大约是男生的专利吧。男生口中的女生宿舍“白宫”，据云比男生宿舍舒服多了，散布在小城的六座男生宿舍，一半是香火不盛的庙宇，一半是简陋搭盖的通铺。它们的名字倒很启人想象。如龙神祠、叮咚街、露济寺、斑竹湾……。自修室都不够用，但是旁边都有茶馆，泡一盏茶可以坐上半天，许多人的功课、论文、交友、下棋、打桥牌、论政都在茶馆。他们那样的生活是女生无法企盼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女生敢一个人上街闲逛，也没有人敢上茶馆。在一千多学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是十比一，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多年后我读到维吉尼亚。伍尔芙《自己的房间》 知道世上女子寻求知识时，现实的困境相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期待、不同的困境，但男女很难有完全的平等。
4、浅蓝的航空信
由于南开学长带领，我在一年级下学期参加了珞珈团契。
由重庆去乐山的江轮停在宜宾的那一夜，我们在冯家碌家遇见了基督教传教会内地会陈牧师的儿子陈仁宽。他在武大读法律系四年级，第二天与我们同船去乐山。他不漂亮，也不太高大，但是有一种青年人身上看不到的俊逸、自信，在众人之中十分挺拔出众。大约有人告诉他，我从上船哭到宜宾。他就以传教者的态度坐到我旁边对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说他去重庆念南开的时候多么想念宜宾的家。我将随身提包中的《圣经》给他看，不知他那时说了什么话，使我又眩然欲泪地告诉他，我不仅十份想家，也十分掂念送我《圣经》的人，他正日夜在空中逐敌作战……。世界上大约确有一些缘份，使你在第一次相遇即敢于倾诉心中最深的感觉。
学校开学之后，他介绍我给珞珈团契的顾问，武大理学院长桂质廷先生。带我参加了团契，使我经常获得温暖的照顾。在校四年之间，我在每年例行的庆祝圣诞演出“耶稣诞生”哑剧中。被指定演玛利亚。契友说我瘦瘦高高，有一种忧郁的神情，所以适合此角。
陈仁宽在毕业之前一年，除了在团契聚会之外，从末到女生宿舍找我，始终维持一种保护者的兄长态度，毕业后立即去欧洲留学，常写长信给我。信中鼓励我成熟地融入真正的大学生活，常说些读书、思考之事，欧洲和中国一样在翻天覆地的激战分裂之中，他也有深于年龄的观照。多年后他回到共党中国。全断了音讯，大约十年前校友通讯《珞珈》有杨静远的文章。说一九八0年间与已改名为公绰的陈仁宽小聚，他在对外翻译公司和外交学院工作，想来应是顺遂吧。
那一年间，我内心生活的重心集中在与南开同学的通信上，从不同的学校写来不同的活法。共同之点当然是怀念沙坪坝。
在我踏进女生宿舍，向门房老姚报到的时候，他看了我的名字，从左边一个柜格取出一封信给我，说，“人还没来，信就先到。”然后看了我两眼，好似作了特殊登记。信封上的字迹是张大飞的，寄信地址是云南蒙自一个军邮的号码。同样浅蓝的航空信篓，多了一种新的，浓密又压抑的牵挂，不言相思，却尽是精思。他掂念我的长江航程，掂念我离家后的生活，“你作了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讯处，等你到了乐山来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据我多年的了解，他所说的“落地”，就是作战平安归来的意思。
他的信几乎全是在备战室里写的，在褥热潮湿的云南边睡之处，面对着抢工修复的飞虎队跑道，一个身经百战的二十五岁青年，用一贯写家书的心情，安慰着一个十九岁的想家女孩，不要哭哭啼啼的，在今日烽火连天的中国，能读大学，是光明前途的开始。
每个星期一下午由文庙回来，老姚都笑吟吟地给我一封寄自云南的信，浅蓝的纸上除了想念，更多是鼓励。也寄来一些照片，全副武装和漆着鲨鱼嘴的战斗机的合照:三个精神奕奕充满自信的漂亮人物，起飞前在机舱里的照片。很难令人联想“生命是死亡唇边的笑”。飞虎队在那些年是传奇性的英雄，陈纳德说，“昆明的中国人，怎么会从P-40飞机头上的鲨鱼徽得出飞虎这个名字的，我永远也闹不清。”美国参战后，飞虎正式改编为中美空军混合大队。
他收到我那些苍白贫乏的信，大约也无话可说，和我一样共同怀念起南开中学的诗词课了。每次升空作战，风从耳边吹过，云在四围翻腾，全神凝聚，处处是敌机的声息，心中别无他想。但是，一切拚过，落地回来，一切的牵挂也立刻回来。营地有三天前的旧报，战争陷入苦战阶段，川西离战场远，什么消息都没有。他说，“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连续两周末接航信。白天拥挤的小小方庭，月亮照进来的夜晚，可供忧思徘徊，困在山水边城，与世界隔绝，只剩下遐思噩梦。终于收到他由昆明来信，说受了点伤，快好了，下周就回队上去。从此我写信再也不写自己太平岁月的烦恼。也不敢写自己担忧，尽量找些有趣的事说，如逻辑课的白马非马之辩。如经济学各派理论的冲突，乐山土话把一切单位皆用“块” 一块星期，一块房子，一块笔记本……，男生第八宿舍是两年前大轰炸后罹患昏睡症死亡的学生公墓等等。最大的浪漫是告诉他。我去找了叮咚街水滴落地发出叮咚声音的树洞……。无知如我，终于开始陈然警觉，正因为我已成年，不论他钟情多深，他那血淋淋的现实，是我所触摸不到的。
他回到队上，信上邮戳又是蒙自、个旧、云南驿、腾冲……。我在地图上追踪，从战报上看到，飞虎队正全力协助滇缅公路的保卫战，保持盟军对日战争补给的生命
线。
伤愈之后，他对死亡似乎有了更近距离的认识。他的信中亦不再说感情的话。只说你已经二十岁了，所有学习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断。
刚进大学的我，自己的角色都扮演不好，除了想家念旧，私对偏远隔绝的抱怨，一切都没有想清楚的时候，一年就要过尽了。
由于南开学长带领，我在一年级下学期参加了珞珈团契。
由重庆去乐山的江轮停在宜宾的那一夜，我们在冯家碌家遇见了基督教传教会内地会陈牧师的儿子陈仁宽。他在武大读法律系四年级，第二天与我们同船去乐山。他不漂亮，也不太高大，但是有一种青年人身上看不到的俊逸、自信，在众人之中十分挺拔出众。大约有人告诉他，我从上船哭到宜宾。他就以传教者的态度坐到我旁边对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说他去重庆念南开的时候多么想念宜宾的家。我将随身提包中的《圣经》给他看，不知他那时说了什么话，使我又眩然欲泪地告诉他，我不仅十份想家，也十分掂念送我《圣经》的人，他正日夜在空中逐敌作战……。世界上大约确有一些缘份，使你在第一次相遇即敢于倾诉心中最深的感觉。
学校开学之后，他介绍我给珞珈团契的顾问，武大理学院长桂质廷先生。带我参加了团契，使我经常获得温暖的照顾。在校四年之间，我在每年例行的庆祝圣诞演出“耶稣诞生”哑剧中。被指定演玛利亚。契友说我瘦瘦高高，有一种忧郁的神情，所以适合此角。
陈仁宽在毕业之前一年，除了在团契聚会之外，从末到女生宿舍找我，始终维持一种保护者的兄长态度，毕业后立即去欧洲留学，常写长信给我。信中鼓励我成熟地融入真正的大学生活，常说些读书、思考之事，欧洲和中国一样在翻天覆地的激战分裂之中，他也有深于年龄的观照。多年后他回到共党中国。全断了音讯，大约十年前校友通讯《珞珈》有杨静远的文章。说一九八0年间与已改名为公绰的陈仁宽小聚，他在对外翻译公司和外交学院工作，想来应是顺遂吧。
那一年间，我内心生活的重心集中在与南开同学的通信上，从不同的学校写来不同的活法。共同之点当然是怀念沙坪坝。
在我踏进女生宿舍，向门房老姚报到的时候，他看了我的名字，从左边一个柜格取出一封信给我，说，“人还没来，信就先到。”然后看了我两眼，好似作了特殊登记。信封上的字迹是张大飞的，寄信地址是云南蒙自一个军邮的号码。同样浅蓝的航空信篓，多了一种新的，浓密又压抑的牵挂，不言相思，却尽是精思。他掂念我的长江航程，掂念我离家后的生活，“你作了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讯处，等你到了乐山来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据我多年的了解，他所说的“落地”，就是作战平安归来的意思。
他的信几乎全是在备战室里写的，在褥热潮湿的云南边睡之处，面对着抢工修复的飞虎队跑道，一个身经百战的二十五岁青年，用一贯写家书的心情，安慰着一个十九岁的想家女孩，不要哭哭啼啼的，在今日烽火连天的中国，能读大学，是光明前途的开始。
每个星期一下午由文庙回来，老姚都笑吟吟地给我一封寄自云南的信，浅蓝的纸上除了想念，更多是鼓励。也寄来一些照片，全副武装和漆着鲨鱼嘴的战斗机的合照:三个精神奕奕充满自信的漂亮人物，起飞前在机舱里的照片。很难令人联想“生命是死亡唇边的笑”。飞虎队在那些年是传奇性的英雄，陈纳德说，“昆明的中国人，怎么会从P-40飞机头上的鲨鱼徽得出飞虎这个名字的，我永远也闹不清。”美国参战后，飞虎正式改编为中美空军混合大队。
他收到我那些苍白贫乏的信，大约也无话可说，和我一样共同怀念起南开中学的诗词课了。每次升空作战，风从耳边吹过，云在四围翻腾，全神凝聚，处处是敌机的声息，心中别无他想。但是，一切拚过，落地回来，一切的牵挂也立刻回来。营地有三天前的旧报，战争陷入苦战阶段，川西离战场远，什么消息都没有。他说，“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连续两周末接航信。白天拥挤的小小方庭，月亮照进来的夜晚，可供忧思徘徊，困在山水边城，与世界隔绝，只剩下遐思噩梦。终于收到他由昆明来信，说受了点伤，快好了，下周就回队上去。从此我写信再也不写自己太平岁月的烦恼。也不敢写自己担忧，尽量找些有趣的事说，如逻辑课的白马非马之辩。如经济学各派理论的冲突，乐山土话把一切单位皆用“块” 一块星期，一块房子，一块笔记本……，男生第八宿舍是两年前大轰炸后罹患昏睡症死亡的学生公墓等等。最大的浪漫是告诉他。我去找了叮咚街水滴落地发出叮咚声音的树洞……。无知如我，终于开始陈然警觉，正因为我已成年，不论他钟情多深，他那血淋淋的现实，是我所触摸不到的。
他回到队上，信上邮戳又是蒙自、个旧、云南驿、腾冲……。我在地图上追踪，从战报上看到，飞虎队正全力协助滇缅公路的保卫战，保持盟军对日战争补给的生命
线。
伤愈之后，他对死亡似乎有了更近距离的认识。他的信中亦不再说感情的话。只说你已经二十岁了，所有学习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断。
刚进大学的我，自己的角色都扮演不好，除了想家念旧，私对偏远隔绝的抱怨，一切都没有想清楚的时候，一年就要过尽了。
5、大成殿上
——初见朱光潜老师
我这样的飘浮状态，到了一年级将结束时有了急遽的变化。
全校的大一国文和英文最初是考试后不分院系以成绩编班。最后以共同考试算成绩作升级或转系的标准。武大没有医学院，一直以外文、经济、法律和电机系为最热门科系，淘汰率也最高。考试后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学回宿舍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统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数很高。我听说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因为心中只想着如何对父母说，允许我去昆明，转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乐山。明知是十分难于开口，也不易得到同意，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过十几天就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我面临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决的难题。
第二天下午，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
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十五岁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诵了十年的经书与古文才进入桐城中学，二十一岁公费就读香港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教书，和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刘大白、夏衍等人办杂志，创立“达学园”，创办开明书店。二十八岁，公费进爱丁堡大学进修英国文学，也修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又到法国巴黎大学修文艺心理学，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加强德文，并写出《悲剧心理学》论文。留欧八年中，他经常流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官费常断，为了稿费在开明书店《一般》和《中学生》刊物写稿，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和《谈美》是中学生以上都必读的“开窍”之书。
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四十七岁，我那时的年纪眼中，所有超过四十岁的人都是“老人”）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
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没有考上。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和孟老师都希望我上中文系。
他又问了我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些什么哲学的书?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幼稚无知”（我父亲已委婉地对我说过），他想了一下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作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
——初见朱光潜老师
我这样的飘浮状态，到了一年级将结束时有了急遽的变化。
全校的大一国文和英文最初是考试后不分院系以成绩编班。最后以共同考试算成绩作升级或转系的标准。武大没有医学院，一直以外文、经济、法律和电机系为最热门科系，淘汰率也最高。考试后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学回宿舍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统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数很高。我听说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因为心中只想着如何对父母说，允许我去昆明，转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乐山。明知是十分难于开口，也不易得到同意，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过十几天就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我面临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决的难题。
第二天下午，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
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十五岁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诵了十年的经书与古文才进入桐城中学，二十一岁公费就读香港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教书，和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刘大白、夏衍等人办杂志，创立“达学园”，创办开明书店。二十八岁，公费进爱丁堡大学进修英国文学，也修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又到法国巴黎大学修文艺心理学，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加强德文，并写出《悲剧心理学》论文。留欧八年中，他经常流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官费常断，为了稿费在开明书店《一般》和《中学生》刊物写稿，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和《谈美》是中学生以上都必读的“开窍”之书。
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四十七岁，我那时的年纪眼中，所有超过四十岁的人都是“老人”）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
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没有考上。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和孟老师都希望我上中文系。
他又问了我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些什么哲学的书?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幼稚无知”（我父亲已委婉地对我说过），他想了一下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作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
6、外文系的天空
暑假我与同伴欢天喜她由五通桥搭岷江江轮到宣宾，由长江顺流而下回了重庆。家，对于我有了更美好的意义。被联考冲散的中学好友也都在各家相聚，有说不完的别后经验要倾诉。一年前我独自一人被分发到遥远的川西，回到沙坪坝，好似失群的孤雁回到大队栖息之地，欢唱不已。战事方面，日本飞机因为美国参战而损耗太大，已无力再频繁轰炸重庆，主力移到滇缅路，每次出袭都被中美十四航空队大量击落。
这一年夏天，重庆虽然仍是炙热如火炉，因为不再天天跑警报，重建与修复的气氛，很适合我们这群矶矶喳喳到各家重聚的大一女生。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常去嘉陵江边
唱歌和谈心。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夏天，也是真正无忧的假期。
回到家当然要和父母商量转系的事。爸爸虽末明说“我早就知道你念不了哲学系”，但他说，你感情重于理智，念文学比校合适。我又故作轻松地说西南联大去年发榜后曾欢迎我去外文系，南开同学在那里很多。我也很想去，如果战争胜利，我也可以回到北大、清华或南开大学……。爸爸面色凝重地说，美国参战后，世界战局虽大有转机，我们国内战线却挫败连连;湖南沦陷，广西危急，贵州亦已不保，“你到云南，离家更远。乐山虽然也远，到底仍在四川，我照顾你比校近些。其实以你的身体，最好申请转学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也少让我们悬念，局势如变更坏，我们一家人至少可以在一起。”
我回家不久收到大飞哥的信，他坚决不赞成我转学到昆明去，他随时迁移驻防基地，实在没有能力照顾我;战争现况下，连三天假期都没有，也没有办法回四川看我，望我安心地回乐山读书，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战争胜利。这时他的口气又是兄长对小女孩说话了。
在这期间，我他曾请教《时与潮文艺》的主编孙晋三教授，有关朱光潜先生的建议。孙先生当时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名教授，极受我父亲的尊重。在他主持之下，《时与潮文艺》登载沈从文、巴金、洪深、吴纽缃、茅盾、朱光潜、闻一多、朱自清、王西彦、碧野、臧克家、徐订等的新作品，他们不仅当时广受读者欢迎，亦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而柳无忌、李春野、方重、李长之、徐仲年、于匮虞、范存忠、陈瘦竹、戴榴龄、俞大纲、叶君健等人翻译的各国经典作品，也都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文人的高水平。每期都有文坛动态和国内外艺文情报，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间的珍贵记录。可惜抗战胜利不久国共战争即起，我父亲已无力支撑三份期刊，《时与潮文艺》于一九四五年停刊。
孙先生说，“一九四四年五月版，朱光潜先生有篇《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是从文学教育者立场写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系上朱先生的课，该是很幸运的事，何况他亲自劝你转系，还自愿担任你的导师，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文学教育贵在灵性（或慧根）的启发。武大外文系有方重先生、陈源（西滢）先生、袁昌英先生、陈寅烙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实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并不更强，而且也没有朱先生注意到你的这种缘份。”
孙先生的外析使我下定决心回武大，说不出什么原因，那溯江数百里外的江城，对我也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魅力吧。
暑假结束，我早一周回乐山，准备办转系手续，而且与赵晓兰约好，早些去登记宿舍房间 二年级已升至餐厅上木造的一排新屋，希望能有一靠窗书桌。
父亲安排我与一同学搭邮政送信快车去乐山;战时为了公务和大学生便利，每车正式收费搭载二人，需验证件，以保障信件安全。我们两人和邮务员轮流坐在驾驶台和数十袋邮件之间，觉得自己都重要起来。靠在郑重捆扎、绑牢的邮包上打瞌睡，想像袋中每封信的情怀与收信人的喜悦。每到一站，邮务员呼叫邮袋上的地名，然后他姿态优美地掷下一包，下面投上一包。我后来读到一本清朝史，说中国邮政是最早现代化的政府制度，服务人员水平高最可信赖。到台湾后，邮政仍是安定的力量之一。千百年来书信传递由驿马到绿色邮车，在在都引起我的丰富想象，我曾有幸被当作邮包由川东快递到川西，这段特殊经验不可不记。
第一晚到成都，我们去住南开好友的宿舍。战时迁去成都华西坝的有北平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男大和金陵女大，山东的齐鲁大学，加上当地的华西大学，十分热闹。第二天清晨再上车，邮政车绝不抛锚，沿路有保护，安全稳妥，经过眉山也装卸邮袋，但只能在飞驰而过之际看看路树而已。当日全天不停，直接驶往乐山邮局门口。这一次旅程我已知道前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自己将如何面对，到成都又见识到四川真正的古都风貌，心情校去年舒缓许多。
暑假我与同伴欢天喜她由五通桥搭岷江江轮到宣宾，由长江顺流而下回了重庆。家，对于我有了更美好的意义。被联考冲散的中学好友也都在各家相聚，有说不完的别后经验要倾诉。一年前我独自一人被分发到遥远的川西，回到沙坪坝，好似失群的孤雁回到大队栖息之地，欢唱不已。战事方面，日本飞机因为美国参战而损耗太大，已无力再频繁轰炸重庆，主力移到滇缅路，每次出袭都被中美十四航空队大量击落。
这一年夏天，重庆虽然仍是炙热如火炉，因为不再天天跑警报，重建与修复的气氛，很适合我们这群矶矶喳喳到各家重聚的大一女生。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常去嘉陵江边
唱歌和谈心。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夏天，也是真正无忧的假期。
回到家当然要和父母商量转系的事。爸爸虽末明说“我早就知道你念不了哲学系”，但他说，你感情重于理智，念文学比校合适。我又故作轻松地说西南联大去年发榜后曾欢迎我去外文系，南开同学在那里很多。我也很想去，如果战争胜利，我也可以回到北大、清华或南开大学……。爸爸面色凝重地说，美国参战后，世界战局虽大有转机，我们国内战线却挫败连连;湖南沦陷，广西危急，贵州亦已不保，“你到云南，离家更远。乐山虽然也远，到底仍在四川，我照顾你比校近些。其实以你的身体，最好申请转学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也少让我们悬念，局势如变更坏，我们一家人至少可以在一起。”
我回家不久收到大飞哥的信，他坚决不赞成我转学到昆明去，他随时迁移驻防基地，实在没有能力照顾我;战争现况下，连三天假期都没有，也没有办法回四川看我，望我安心地回乐山读书，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战争胜利。这时他的口气又是兄长对小女孩说话了。
在这期间，我他曾请教《时与潮文艺》的主编孙晋三教授，有关朱光潜先生的建议。孙先生当时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名教授，极受我父亲的尊重。在他主持之下，《时与潮文艺》登载沈从文、巴金、洪深、吴纽缃、茅盾、朱光潜、闻一多、朱自清、王西彦、碧野、臧克家、徐订等的新作品，他们不仅当时广受读者欢迎，亦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而柳无忌、李春野、方重、李长之、徐仲年、于匮虞、范存忠、陈瘦竹、戴榴龄、俞大纲、叶君健等人翻译的各国经典作品，也都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文人的高水平。每期都有文坛动态和国内外艺文情报，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间的珍贵记录。可惜抗战胜利不久国共战争即起，我父亲已无力支撑三份期刊，《时与潮文艺》于一九四五年停刊。
孙先生说，“一九四四年五月版，朱光潜先生有篇《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是从文学教育者立场写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系上朱先生的课，该是很幸运的事，何况他亲自劝你转系，还自愿担任你的导师，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文学教育贵在灵性（或慧根）的启发。武大外文系有方重先生、陈源（西滢）先生、袁昌英先生、陈寅烙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实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并不更强，而且也没有朱先生注意到你的这种缘份。”
孙先生的外析使我下定决心回武大，说不出什么原因，那溯江数百里外的江城，对我也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魅力吧。
暑假结束，我早一周回乐山，准备办转系手续，而且与赵晓兰约好，早些去登记宿舍房间 二年级已升至餐厅上木造的一排新屋，希望能有一靠窗书桌。
父亲安排我与一同学搭邮政送信快车去乐山;战时为了公务和大学生便利，每车正式收费搭载二人，需验证件，以保障信件安全。我们两人和邮务员轮流坐在驾驶台和数十袋邮件之间，觉得自己都重要起来。靠在郑重捆扎、绑牢的邮包上打瞌睡，想像袋中每封信的情怀与收信人的喜悦。每到一站，邮务员呼叫邮袋上的地名，然后他姿态优美地掷下一包，下面投上一包。我后来读到一本清朝史，说中国邮政是最早现代化的政府制度，服务人员水平高最可信赖。到台湾后，邮政仍是安定的力量之一。千百年来书信传递由驿马到绿色邮车，在在都引起我的丰富想象，我曾有幸被当作邮包由川东快递到川西，这段特殊经验不可不记。
第一晚到成都，我们去住南开好友的宿舍。战时迁去成都华西坝的有北平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男大和金陵女大，山东的齐鲁大学，加上当地的华西大学，十分热闹。第二天清晨再上车，邮政车绝不抛锚，沿路有保护，安全稳妥，经过眉山也装卸邮袋，但只能在飞驰而过之际看看路树而已。当日全天不停，直接驶往乐山邮局门口。这一次旅程我已知道前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自己将如何面对，到成都又见识到四川真正的古都风貌，心情校去年舒缓许多。
7、朱光潜先生的英诗课
进入外文系二年级即有朱老师的“英诗”全年课，虽是紧张面对挑战，却也有些定心作用，立刻开始用功。朱老师用当时全世界的标准选本，美国诗人帕尔格雷夫主编的《英诗金库》，但武大迁来的图书馆只有六本课本，分配三本给女生、三本给男生，轮流按课程进度先抄诗再上课。我去嘉乐纸厂买了三大本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本，从里到外都是梦幻般的浅蓝，在昏暗灯光下抄得满满的诗句和老师的指引，一年欣喜学习的笔迹仍在一触即碎的纸上，随我至今。
朱老师虽以《英诗金库》作课本，但并不按照编者的编年更次序——分莎士比亚，弥尔顿、葛雷和浪漫时期。他在上学期所选之诗都以教育文学品味为主，教我们什么是好诗，第一组竟是华兹华斯那一串晶莹璀璨的《露西组诗》。
那幽雅静美的少女露西是谁，至今两百年无人确定，但他为追忆这早夭的十八岁情人所写的五首小诗，却是英国文学史的瑰宝，平实简朴的深情至今少有人能超越。最后一首《彼时，幽黯遮蔽我心》是我六十年来疗伤止痛最好的良药之一。我在演讲、文章中背诵它，希望证明诗对人生的力量，当年朱老师必是希望以此开启对我们的西方文学的教育吧。这组诗第三首《我在陌生人中旅行》，诗人说我再也不离开英国了。
因为露西最后看到的是英国的绿野 ——这对当时爱国高于一切的我，是最美最有力的爱国情诗了。
朱老师选了十多首华兹华斯的短诗，指出文字简捷，情景贴切之处，讲到他《孤独的收割者》，说她歌声渐远时，令人联想唐人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韵。
直到有一天，教到华兹华斯校长的一首《玛格丽特的悲苦），写一妇女，其独子出外谋生，七年无音讯。诗人隔着沼泽，每夜听见她呼唤儿子名字，where are thou，my beloved son，” （你在哪儿，我亲爱的儿啊？）逢人便问有无遇见，揣想种种失踪情境。
朱老师读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 ，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时竟然语带便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
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若有人为我叹息，）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的大学三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二十多年后，我教英国文学史课程时，《英诗金库》已完全被新时代的选本取代，这首诗很少被选。不同的时代流不同的眼泪。但是朱老师所选诗篇大多数仍在今日各重要选集上。
英诗课第二部份则以知性为主，莎士比亚的几首十四行诗，谈到短暂与永恒的意义，雪莱的《奥兹曼迪斯）也在这一组中出现;威武的埃及君王毁裂的头像半掩埋在风沙里，boundless and bare，the lone and level sand，stretch far away（寂寞与荒凉，无边地伸向远方的黄沙）。
朱老师引证说，这就是人间千年只是天上隔宿之意，中国文学中甚多此等名句，但是你听听这，bOUndless"和"bare"声音之重，，lone and leVel，声音之轻，可见另一种语言，不同的感觉之美。
至于《西风颂），老师说，中国自有白话文学以，人人引诵它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已到了令人厌倦的浮泛地步。雪莱的颂歌所要歌颂的是一种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灵感，是摧枯拉朽的震慑力量。全诗以五段十四行诗合成，七十行必须一气读完，天象的四季循环，人心内在的悸动，节节相扣才见浪漫诗思的宏伟感人力量。在文庙配殿那间小小的斗室之中，朱老师讲书表情严肃，也很少有手势，但此时，他用手大力地挥拂、横扫……口中念着诗句，教我们用，themind`s eye"想象西风怒吼的意象（imagery）。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诗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尽。
进入外文系二年级即有朱老师的“英诗”全年课，虽是紧张面对挑战，却也有些定心作用，立刻开始用功。朱老师用当时全世界的标准选本，美国诗人帕尔格雷夫主编的《英诗金库》，但武大迁来的图书馆只有六本课本，分配三本给女生、三本给男生，轮流按课程进度先抄诗再上课。我去嘉乐纸厂买了三大本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本，从里到外都是梦幻般的浅蓝，在昏暗灯光下抄得满满的诗句和老师的指引，一年欣喜学习的笔迹仍在一触即碎的纸上，随我至今。
朱老师虽以《英诗金库》作课本，但并不按照编者的编年更次序——分莎士比亚，弥尔顿、葛雷和浪漫时期。他在上学期所选之诗都以教育文学品味为主，教我们什么是好诗，第一组竟是华兹华斯那一串晶莹璀璨的《露西组诗》。
那幽雅静美的少女露西是谁，至今两百年无人确定，但他为追忆这早夭的十八岁情人所写的五首小诗，却是英国文学史的瑰宝，平实简朴的深情至今少有人能超越。最后一首《彼时，幽黯遮蔽我心》是我六十年来疗伤止痛最好的良药之一。我在演讲、文章中背诵它，希望证明诗对人生的力量，当年朱老师必是希望以此开启对我们的西方文学的教育吧。这组诗第三首《我在陌生人中旅行》，诗人说我再也不离开英国了。
因为露西最后看到的是英国的绿野 ——这对当时爱国高于一切的我，是最美最有力的爱国情诗了。
朱老师选了十多首华兹华斯的短诗，指出文字简捷，情景贴切之处，讲到他《孤独的收割者》，说她歌声渐远时，令人联想唐人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韵。
直到有一天，教到华兹华斯校长的一首《玛格丽特的悲苦），写一妇女，其独子出外谋生，七年无音讯。诗人隔着沼泽，每夜听见她呼唤儿子名字，where are thou，my beloved son，” （你在哪儿，我亲爱的儿啊？）逢人便问有无遇见，揣想种种失踪情境。
朱老师读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 ，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时竟然语带便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
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若有人为我叹息，）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的大学三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二十多年后，我教英国文学史课程时，《英诗金库》已完全被新时代的选本取代，这首诗很少被选。不同的时代流不同的眼泪。但是朱老师所选诗篇大多数仍在今日各重要选集上。
英诗课第二部份则以知性为主，莎士比亚的几首十四行诗，谈到短暂与永恒的意义，雪莱的《奥兹曼迪斯）也在这一组中出现;威武的埃及君王毁裂的头像半掩埋在风沙里，boundless and bare，the lone and level sand，stretch far away（寂寞与荒凉，无边地伸向远方的黄沙）。
朱老师引证说，这就是人间千年只是天上隔宿之意，中国文学中甚多此等名句，但是你听听这，bOUndless"和"bare"声音之重，，lone and leVel，声音之轻，可见另一种语言，不同的感觉之美。
至于《西风颂），老师说，中国自有白话文学以，人人引诵它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已到了令人厌倦的浮泛地步。雪莱的颂歌所要歌颂的是一种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灵感，是摧枯拉朽的震慑力量。全诗以五段十四行诗合成，七十行必须一气读完，天象的四季循环，人心内在的悸动，节节相扣才见浪漫诗思的宏伟感人力量。在文庙配殿那间小小的斗室之中，朱老师讲书表情严肃，也很少有手势，但此时，他用手大力地挥拂、横扫……口中念着诗句，教我们用，themind`s eye"想象西风怒吼的意象（imagery）。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诗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尽。
8、眉山的明月夜
这一年的寒假开始，我和同班同学参加一个在五通桥活动中心办的冬令营。第一天晚饭时，突然有人找我，是一位工学院的南开学长，他们二十多人被征召去重庆作专业工程支持，车子直开重庆，我可以搭便车回家，他们开学时返校再带我回乐山。
世界上会有这么好的事情!由于乐山和重庆没有直达车，我提着小小的行囊跟他们上车时，兴奋得头昏眼花，差点掉到路边的土坑里。车上有四位南开学长，所以很“安全”。原是打算在午夜前开到成都。第二天直驶重庆。谁知开出九十里左右到眉山郊外车子就抛锚了，全车的工程“专家”也修不好，只好分批找店过夜。
我和八位男生待在一间最好的旅舍，其实是一家大茶馆，里间有一些床铺，给公路上经常抛锚的行旅过夜。冬天的夜晚，没有路灯，屋子大而深，有一股阴森森的寒冷。老板安排我住在他们夫妻的外间，刚要收拾床铺时。突然外面传来呼喊说，“来了，来了，快收拾起！”
他惊慌地告诉我们，最近年关难过，山里有些股匪夜里出来到处抢劫，已经来过几次了，给点钱大约可以应付应付，但是这个女学生可不大方便，怎么办呢？
老板娘急中生智，从柜台下面拖出一个很大的、古色古香的长方形木柜对我说，“你就藏在我们的钱柜吧…”叫我立刻进去躺平，盖上巨大的木盖，再请一位矮胖的学长打开铺盖睡在上面。——我们那时的青年人皆营养不够，大多数都瘦，所以我记得他，他性情开朗，也很英俊。
幸好钱柜把手下面各有一孔，我躺在里面不致窒息。外面呼喊槽杂的声音，桌椅推翻的声音令我恐惧得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来不及想睡在棺材里的恐怖。终于渐渐静了下来，听得出关上木大门沉重的声音，那位余学长掀开钱柜的盖子说，“过去了，可以出来了。”
我出来的时候，发现所有躺着的同学头下都有几本书。因为他们知道四川强盗都不抢书，“书”、“输”同音，而且据说四川文风鼎盛，即使盗匪也尊敬读书人。
他们之中有人一年多前曾和我同船由重庆到乐山，看我从长江哭到眠江，这一晚遇到这么可怕的事，居然没哭，还问他们有没有受伤，颇感惊讶。实际上，我成年后，在遇到危险或受到威胁时是不哭的。
第二天天亮即开车，不经成都，采近路，直开重庆，有人去沙坪坝，可带我到家门。车子驶出眉山县界的时候我头脑才清楚，眉山，眉山…这不是苏东坡的故乡吗!不就是他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眉山!昨天晚上，在那样戏剧性的情境，我曾落脚在苏东坡诗词中乡愁所系之乡，但全然不知是否是明月夜，更梦不到短松冈，连三苏祠堂都无缘一瞥。那时也想，既在岷峨区域上学，再去不难。在当年，这其实是很难的事，年经女子想望旅行都是奢侈的。
意外地回家度了一个寒假，真是福分啊!父母关切，幼妹逗趣，每天丰衣足食，睡在温暖的厚褥子上，常是充满着感恩之心。这是我在父母家中过的最后一个年，再能团聚已是到台湾之后了。
这一年的寒假开始，我和同班同学参加一个在五通桥活动中心办的冬令营。第一天晚饭时，突然有人找我，是一位工学院的南开学长，他们二十多人被征召去重庆作专业工程支持，车子直开重庆，我可以搭便车回家，他们开学时返校再带我回乐山。
世界上会有这么好的事情!由于乐山和重庆没有直达车，我提着小小的行囊跟他们上车时，兴奋得头昏眼花，差点掉到路边的土坑里。车上有四位南开学长，所以很“安全”。原是打算在午夜前开到成都。第二天直驶重庆。谁知开出九十里左右到眉山郊外车子就抛锚了，全车的工程“专家”也修不好，只好分批找店过夜。
我和八位男生待在一间最好的旅舍，其实是一家大茶馆，里间有一些床铺，给公路上经常抛锚的行旅过夜。冬天的夜晚，没有路灯，屋子大而深，有一股阴森森的寒冷。老板安排我住在他们夫妻的外间，刚要收拾床铺时。突然外面传来呼喊说，“来了，来了，快收拾起！”
他惊慌地告诉我们，最近年关难过，山里有些股匪夜里出来到处抢劫，已经来过几次了，给点钱大约可以应付应付，但是这个女学生可不大方便，怎么办呢？
老板娘急中生智，从柜台下面拖出一个很大的、古色古香的长方形木柜对我说，“你就藏在我们的钱柜吧…”叫我立刻进去躺平，盖上巨大的木盖，再请一位矮胖的学长打开铺盖睡在上面。——我们那时的青年人皆营养不够，大多数都瘦，所以我记得他，他性情开朗，也很英俊。
幸好钱柜把手下面各有一孔，我躺在里面不致窒息。外面呼喊槽杂的声音，桌椅推翻的声音令我恐惧得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来不及想睡在棺材里的恐怖。终于渐渐静了下来，听得出关上木大门沉重的声音，那位余学长掀开钱柜的盖子说，“过去了，可以出来了。”
我出来的时候，发现所有躺着的同学头下都有几本书。因为他们知道四川强盗都不抢书，“书”、“输”同音，而且据说四川文风鼎盛，即使盗匪也尊敬读书人。
他们之中有人一年多前曾和我同船由重庆到乐山，看我从长江哭到眠江，这一晚遇到这么可怕的事，居然没哭，还问他们有没有受伤，颇感惊讶。实际上，我成年后，在遇到危险或受到威胁时是不哭的。
第二天天亮即开车，不经成都，采近路，直开重庆，有人去沙坪坝，可带我到家门。车子驶出眉山县界的时候我头脑才清楚，眉山，眉山…这不是苏东坡的故乡吗!不就是他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眉山!昨天晚上，在那样戏剧性的情境，我曾落脚在苏东坡诗词中乡愁所系之乡，但全然不知是否是明月夜，更梦不到短松冈，连三苏祠堂都无缘一瞥。那时也想，既在岷峨区域上学，再去不难。在当年，这其实是很难的事，年经女子想望旅行都是奢侈的。
意外地回家度了一个寒假，真是福分啊!父母关切，幼妹逗趣，每天丰衣足食，睡在温暖的厚褥子上，常是充满着感恩之心。这是我在父母家中过的最后一个年，再能团聚已是到台湾之后了。
9、战火逼近时——初读济慈
回到学校最企盼的是重回英诗课。
寒假中我曾向孙晋三先生请教英国文学浪漫时期的诗，主要是雪莱（那时我尚不知济慈），由他借给我的书上也抄了一些深层次的数据。这样的事使我全神贯注，忘了战争的威胁。
太平洋的英美盟军已渐占上风，转守为攻，美军收复菲律宾（麦克阿瑟当年撤退时，曾有豪语：“我会回来…”）登陆硫磺岛后，逐岛血战开始。但是国内战线令人忧虑，已无路可回的日本人打通了我们的粤汉铁路，全国知识青年呼应蒋委员长“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征召，有二十万学生从军，我在武大工学院的南开校友王世瑞已在放寒假前投考空军官校去了。在那陆军战事失利，渐渐由贵州向四川进逼的危急时刻，只有空军每次出击都有辉煌战绩，可叹人数太少，伤亡亦重，中美混合十四航空队成为人人仰望的英雄。
我已许久没有收到张大飞的信了，我无法告诉任何人，那寄自奇怪地名的浅蓝信纸的信，像神迹一样消失了。三江之外的世界只有旧报上的战讯了。
回到英诗课，朱老师先讲英国浪漫诗的特色，教我们抄八首雪莱的诗。所有初读雪莱诗的年轻人都会被他奔放的热情所“冲激”吧，爱情和死亡的预感常在一行诗中以三个惊叹号的形式出现，那种坦白单纯的喊叫是我在中国诗词中没有读过的，如《印度小夜曲》中的，I die！I faint！I failed"， （我死了…我昏了!我败了!）而我那青春苦闷心情的最高共鸣是他那首诗《哀歌）首句:，O World！O Life！O time！"，（“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阴!”后来的版本删去惊叹号）简直就是我喊不出
来的郁闷。我所掂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
运转的时间都息息相关。我们这么年轻，却被深深卷人这么广大且似乎没有止境的战
争里!朱老师说这诗不算太好的诗，但有雪莱本色。青年人为情所困，想突破牢笼而如喊叫。纯宣泄性的诗总有点浅，经不起岁月的冲刷。自从一九四五年二月我读了这首诗后，国家和我个人生命都不断地在剧变之中，数十年间，"O World！O Life！O time！"，仍不断地在我心中激荡，没有更贴切、更简单的语言能如此直述迷茫。
英国哲人罗素七十五岁时写完他的《事实与虚构》 ，讲述十五到二十一岁，心智成长过程中，影响他最大的书。其中有一篇是（雪莱的重要），说他少年时读到雪莱诗中如真似幻的情境，深感着迷。成年后见识日增，遇到一些深沉宁静的境界。会有似曾相识的感动。雪莱短的情诗。他都熟读在心，也渴望会产生那样痴迷虽然有些苦涩的爱情，“我爱他诗中的绝望、孤立和幻想景致之美……”成为他想象力和感情的光源。据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谈天时最爱谈雪莱，对这位出身贵族、才情飘逸的诗人的反传统精神十分倾慕。
朱老师坚信好文章要背诵，我们跟他念的每首诗都得背。英诗班上不到二十人，背书和私垫一样，无人能逃。“教”和“背”之际，每首诗由生变熟，有老师几句指引，确能得其真意。几首小诗之后，教到雪莱那首自怨自艾，充满悔憾的《沮丧》（"Stanzas Written in Dejection-December"near naples，），此诗亦因他相当正确地预言了自己溺海死亡，而令后世珍惜。
一九四五年，极寒冷的二月早上，我们四个同班同学由宿舍出来，走下白塔街，经过湿混混的水西门，地上已有薄冰，每人手里捧着手抄的英诗课本，仍在背那首《爱字常被亵渎）（"One WOrdIs TOO Often PrOfaned，）和这首《沮丧），它的第三节有一行贴切地说出我那时无从诉说的心情:“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谧（nor peace within nor calm around）
四个人喃喃背诵，有时互相接续，从县城转入文庙广场。由宽阔的石阶进了庙门，迎面看到坝星门旁石柱上贴了一大张毛笔布告，墨汁淋漓似乎未干：
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美国巨型飞机一千八百架轰炸柬京，市区成为火海，日本首
相惶恐，入宫谢罪。
站在这布告前的数百个中国大学生，经历战争八年之后，大多数的人全靠政府公费生存;衣衫槛褛，面黄肌瘦，在大石板铺的文庙正庭，无声无言地站着，读到这样的复仇消息，内心涌出复杂的欣喜。
终于，这些狂炸我们八年的日本人，他尝到自己家园被别人毁灭的痛苦，也知道空中灾祸降临的恐怖了。自侵占东北以来，他们以征服别人为荣，洋洋自得地自信着，他们家乡的樱花秋叶永远灿烂，却驱赶别的民族辗转沟垦，长年流离…
我也无言无语，沉痛而欢欣地站在那石柱之前，想象一千八百架轰炸机临空时遮
蔽日的景象，似乎听到千百颗炸弹落地前尖锐的呼啸，爆炸前灼热的强风，房屋的倒塌和焚烧，地面土石崩溅的伤害……：啊，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死亡在日光月明的晴空盘旋，降下，无处可以躲藏，……
那些因菊花与剑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样保护那些梳着整齐高髻，脸上涂了厚厚白粉，大朵大朵花和服上栓着更花的腰带，穿着那种套住大脚趾的高跷木履的女人。踢踢踏踏地跑呢?有些女人把在中国战场战死的情人或丈夭的骨灰绑在背袋里，火海中。这些骨灰将被二度焚烧……——．
上课钟把我们带回现实人生，从石柱走向右排配殿第二间教室，又接续着背雪莱那首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太平世界里优美的《沮丧》。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若能像他那样在往复的海浪声里死亡，是多么美丽。
朱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前面，距我们第一排不过两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也许是我想象力初启的双耳，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自此我终生爱恋英文诗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也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
这也是一种缘份，曾在生命某个飘浮的年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栓
系其上，自此之后终生不能拔除。
当然，最强烈的原因是我先读了雪莱《云雀之歌），再读到济慈《夜莺颂》，忘记了朱老师英文中的安徽腔，只看到人生万万千千的不同。多年之内一再重读，自己上讲台授课，读遍了能读到的反响，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找到起点。命运、性格、才华。人生现实亦环环相扣，雪莱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似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像甘霖、像流萤，像春日急雨洒上大地，而我们在人间，总是瞻前顾后。在真心的笑时也隐含着某种痛苦。诗人说，“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欢愉。必能使世人倾听！”
回到学校最企盼的是重回英诗课。
寒假中我曾向孙晋三先生请教英国文学浪漫时期的诗，主要是雪莱（那时我尚不知济慈），由他借给我的书上也抄了一些深层次的数据。这样的事使我全神贯注，忘了战争的威胁。
太平洋的英美盟军已渐占上风，转守为攻，美军收复菲律宾（麦克阿瑟当年撤退时，曾有豪语：“我会回来…”）登陆硫磺岛后，逐岛血战开始。但是国内战线令人忧虑，已无路可回的日本人打通了我们的粤汉铁路，全国知识青年呼应蒋委员长“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征召，有二十万学生从军，我在武大工学院的南开校友王世瑞已在放寒假前投考空军官校去了。在那陆军战事失利，渐渐由贵州向四川进逼的危急时刻，只有空军每次出击都有辉煌战绩，可叹人数太少，伤亡亦重，中美混合十四航空队成为人人仰望的英雄。
我已许久没有收到张大飞的信了，我无法告诉任何人，那寄自奇怪地名的浅蓝信纸的信，像神迹一样消失了。三江之外的世界只有旧报上的战讯了。
回到英诗课，朱老师先讲英国浪漫诗的特色，教我们抄八首雪莱的诗。所有初读雪莱诗的年轻人都会被他奔放的热情所“冲激”吧，爱情和死亡的预感常在一行诗中以三个惊叹号的形式出现，那种坦白单纯的喊叫是我在中国诗词中没有读过的，如《印度小夜曲》中的，I die！I faint！I failed"， （我死了…我昏了!我败了!）而我那青春苦闷心情的最高共鸣是他那首诗《哀歌）首句:，O World！O Life！O time！"，（“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阴!”后来的版本删去惊叹号）简直就是我喊不出
来的郁闷。我所掂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
运转的时间都息息相关。我们这么年轻，却被深深卷人这么广大且似乎没有止境的战
争里!朱老师说这诗不算太好的诗，但有雪莱本色。青年人为情所困，想突破牢笼而如喊叫。纯宣泄性的诗总有点浅，经不起岁月的冲刷。自从一九四五年二月我读了这首诗后，国家和我个人生命都不断地在剧变之中，数十年间，"O World！O Life！O time！"，仍不断地在我心中激荡，没有更贴切、更简单的语言能如此直述迷茫。
英国哲人罗素七十五岁时写完他的《事实与虚构》 ，讲述十五到二十一岁，心智成长过程中，影响他最大的书。其中有一篇是（雪莱的重要），说他少年时读到雪莱诗中如真似幻的情境，深感着迷。成年后见识日增，遇到一些深沉宁静的境界。会有似曾相识的感动。雪莱短的情诗。他都熟读在心，也渴望会产生那样痴迷虽然有些苦涩的爱情，“我爱他诗中的绝望、孤立和幻想景致之美……”成为他想象力和感情的光源。据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谈天时最爱谈雪莱，对这位出身贵族、才情飘逸的诗人的反传统精神十分倾慕。
朱老师坚信好文章要背诵，我们跟他念的每首诗都得背。英诗班上不到二十人，背书和私垫一样，无人能逃。“教”和“背”之际，每首诗由生变熟，有老师几句指引，确能得其真意。几首小诗之后，教到雪莱那首自怨自艾，充满悔憾的《沮丧》（"Stanzas Written in Dejection-December"near naples，），此诗亦因他相当正确地预言了自己溺海死亡，而令后世珍惜。
一九四五年，极寒冷的二月早上，我们四个同班同学由宿舍出来，走下白塔街，经过湿混混的水西门，地上已有薄冰，每人手里捧着手抄的英诗课本，仍在背那首《爱字常被亵渎）（"One WOrdIs TOO Often PrOfaned，）和这首《沮丧），它的第三节有一行贴切地说出我那时无从诉说的心情:“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谧（nor peace within nor calm around）
四个人喃喃背诵，有时互相接续，从县城转入文庙广场。由宽阔的石阶进了庙门，迎面看到坝星门旁石柱上贴了一大张毛笔布告，墨汁淋漓似乎未干：
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美国巨型飞机一千八百架轰炸柬京，市区成为火海，日本首
相惶恐，入宫谢罪。
站在这布告前的数百个中国大学生，经历战争八年之后，大多数的人全靠政府公费生存;衣衫槛褛，面黄肌瘦，在大石板铺的文庙正庭，无声无言地站着，读到这样的复仇消息，内心涌出复杂的欣喜。
终于，这些狂炸我们八年的日本人，他尝到自己家园被别人毁灭的痛苦，也知道空中灾祸降临的恐怖了。自侵占东北以来，他们以征服别人为荣，洋洋自得地自信着，他们家乡的樱花秋叶永远灿烂，却驱赶别的民族辗转沟垦，长年流离…
我也无言无语，沉痛而欢欣地站在那石柱之前，想象一千八百架轰炸机临空时遮
蔽日的景象，似乎听到千百颗炸弹落地前尖锐的呼啸，爆炸前灼热的强风，房屋的倒塌和焚烧，地面土石崩溅的伤害……：啊，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死亡在日光月明的晴空盘旋，降下，无处可以躲藏，……
那些因菊花与剑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样保护那些梳着整齐高髻，脸上涂了厚厚白粉，大朵大朵花和服上栓着更花的腰带，穿着那种套住大脚趾的高跷木履的女人。踢踢踏踏地跑呢?有些女人把在中国战场战死的情人或丈夭的骨灰绑在背袋里，火海中。这些骨灰将被二度焚烧……——．
上课钟把我们带回现实人生，从石柱走向右排配殿第二间教室，又接续着背雪莱那首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太平世界里优美的《沮丧》。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若能像他那样在往复的海浪声里死亡，是多么美丽。
朱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前面，距我们第一排不过两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也许是我想象力初启的双耳，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自此我终生爱恋英文诗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也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
这也是一种缘份，曾在生命某个飘浮的年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栓
系其上，自此之后终生不能拔除。
当然，最强烈的原因是我先读了雪莱《云雀之歌），再读到济慈《夜莺颂》，忘记了朱老师英文中的安徽腔，只看到人生万万千千的不同。多年之内一再重读，自己上讲台授课，读遍了能读到的反响，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找到起点。命运、性格、才华。人生现实亦环环相扣，雪莱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似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像甘霖、像流萤，像春日急雨洒上大地，而我们在人间，总是瞻前顾后。在真心的笑时也隐含着某种痛苦。诗人说，“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欢愉。必能使世人倾听！”
10、雷、马、屏、峨
在读和背《云雀之歌）的时候，校长王星拱突然在文庙前广场召集师生，宣布一个重要的讯息:战事失利，日军有可能进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紧急时往安全地区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师管区司令部保护，在必要时撤退进入川康边境大凉山区的“雷马屏峨”彝族自治区。同学们都已成年，不可惊慌，但必须有心理准备。
在大学很少见到校长，更少听他训话。我记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风中，中国早期的化学学者、武大创校人之一的王校长穿着他的旧长袍，面容清瘦，语调悲戚，简短地结语说，“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这之后六十年，走过千山万水，“雷马屏峨”这四个字带着悲壮的声音在我心中不时响起。代表着一种最后的安全。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如果重庆失守。我到雷马屏峨如何找到回家之路?十天之后，爸爸写来一封快信，简短有力地写着，“国内战线太广，目前确实费力，但盟军在太平洋及欧洲局势日渐好转。吾儿随学校行动可保安全，无论战局如何变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
那是一段真正惶恐的日子，夜晚睡在木板床上，想着必须步行三百里旱路的艰困情景。女生宿舍中有高班同学传说，嘉定师管区的军人说：这些女学生平时那么骄傲。随军进山的时候就骄傲不起来了。也有人说，这是左派“前进份子”故意制造分化的谣言。有些高班的男同学向学校建议，指派二百男生和女生队伍一起随军进山。
在这样惶然不安的日子里，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在弦歌不绝的文庙，我第一次读济慈的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大约是所有人读他的第一首，用人们称为“戴着脚镣跳舞”的十四行诗的格律写他初读史诗新译时，如同探险家发现了新山峰的狂喜。
我读不懂他的狂喜。炸弹正在我的世界四面落下，落弹的呼啸和迸发的火海，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将我困在川西这座三江汇合的山城里。如今连这里也没有安全了。我不懂他怎么能与朋友“发现”了新的诗体，由天黑读到天亮，黎明时，在星光下步行三英里回到寄居的小楼，一口气写了这十四行不朽的喜悦，托快邮送到朋友眼前……。自从这首诗后，他五年间用尽了一生的才华，二十六岁呕血而死。
五年，对我是很长的时间，二十六岁也尚遥远，而我过了今天不知明天是什么样子?爸爸信中说在他“有生之年”必能找到我，他今年四十六岁，“有生之年”是什么意思?我心中有不祥之感。
朱老师再上课时，对我们的处境一字不提，开始进入第二首济慈诗，《夜莺颂）的讲解。他说，世人读过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这《夜莺颂），可以看到浪漫时期的两种面貌，以后你读得愈多愈不敢给Romanticism一个简单的“浪漫”之名。济慈八岁时父亲坠马死，十四岁时母亲肺病死，二十四岁时，在病重的弟弟病榻旁，面对渐逝的生命，悲伤无助，尝试在艺术中寻求逃离人生之苦，遂构思此诗。在温柔之夜听夜莺之歌，如饮鸩毒而沉迷，如尝美酒而陶醉，然而夜莺必不知道人间疾苦：
"Here,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other groan"（这里，我们对坐悲叹的世界）。诗人坐在花果树丛，“在黯黑的浓郁芳香中倾听，在夜莺倾泻心灵欢欣的歌声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为草泥。”
阅读和背诵这首《夜莺颂》都不是容易的事，济慈的心思出入于生死之间，诗句长，意象幽深丰富。棺校之下，读雪莱金舌雀之歌）则似儿歌般的轻快了。此诗之后，又读三首济慈小诗，《惧诗未尽而死亡已至》另1首，《为何欢笑）和《星辰啊，愿我如你恒在）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我经历了人生另一种境界，对济慈的诗，有心灵呼应的知己之感。
在读和背《云雀之歌）的时候，校长王星拱突然在文庙前广场召集师生，宣布一个重要的讯息:战事失利，日军有可能进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紧急时往安全地区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师管区司令部保护，在必要时撤退进入川康边境大凉山区的“雷马屏峨”彝族自治区。同学们都已成年，不可惊慌，但必须有心理准备。
在大学很少见到校长，更少听他训话。我记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风中，中国早期的化学学者、武大创校人之一的王校长穿着他的旧长袍，面容清瘦，语调悲戚，简短地结语说，“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这之后六十年，走过千山万水，“雷马屏峨”这四个字带着悲壮的声音在我心中不时响起。代表着一种最后的安全。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如果重庆失守。我到雷马屏峨如何找到回家之路?十天之后，爸爸写来一封快信，简短有力地写着，“国内战线太广，目前确实费力，但盟军在太平洋及欧洲局势日渐好转。吾儿随学校行动可保安全，无论战局如何变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
那是一段真正惶恐的日子，夜晚睡在木板床上，想着必须步行三百里旱路的艰困情景。女生宿舍中有高班同学传说，嘉定师管区的军人说：这些女学生平时那么骄傲。随军进山的时候就骄傲不起来了。也有人说，这是左派“前进份子”故意制造分化的谣言。有些高班的男同学向学校建议，指派二百男生和女生队伍一起随军进山。
在这样惶然不安的日子里，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在弦歌不绝的文庙，我第一次读济慈的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大约是所有人读他的第一首，用人们称为“戴着脚镣跳舞”的十四行诗的格律写他初读史诗新译时，如同探险家发现了新山峰的狂喜。
我读不懂他的狂喜。炸弹正在我的世界四面落下，落弹的呼啸和迸发的火海，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将我困在川西这座三江汇合的山城里。如今连这里也没有安全了。我不懂他怎么能与朋友“发现”了新的诗体，由天黑读到天亮，黎明时，在星光下步行三英里回到寄居的小楼，一口气写了这十四行不朽的喜悦，托快邮送到朋友眼前……。自从这首诗后，他五年间用尽了一生的才华，二十六岁呕血而死。
五年，对我是很长的时间，二十六岁也尚遥远，而我过了今天不知明天是什么样子?爸爸信中说在他“有生之年”必能找到我，他今年四十六岁，“有生之年”是什么意思?我心中有不祥之感。
朱老师再上课时，对我们的处境一字不提，开始进入第二首济慈诗，《夜莺颂）的讲解。他说，世人读过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这《夜莺颂），可以看到浪漫时期的两种面貌，以后你读得愈多愈不敢给Romanticism一个简单的“浪漫”之名。济慈八岁时父亲坠马死，十四岁时母亲肺病死，二十四岁时，在病重的弟弟病榻旁，面对渐逝的生命，悲伤无助，尝试在艺术中寻求逃离人生之苦，遂构思此诗。在温柔之夜听夜莺之歌，如饮鸩毒而沉迷，如尝美酒而陶醉，然而夜莺必不知道人间疾苦：
"Here,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other groan"（这里，我们对坐悲叹的世界）。诗人坐在花果树丛，“在黯黑的浓郁芳香中倾听，在夜莺倾泻心灵欢欣的歌声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为草泥。”
阅读和背诵这首《夜莺颂》都不是容易的事，济慈的心思出入于生死之间，诗句长，意象幽深丰富。棺校之下，读雪莱金舌雀之歌）则似儿歌般的轻快了。此诗之后，又读三首济慈小诗，《惧诗未尽而死亡已至》另1首，《为何欢笑）和《星辰啊，愿我如你恒在）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我经历了人生另一种境界，对济慈的诗，有心灵呼应的知己之感。
11、前进的读书会
在乐山的两年，我的生活似乎分成了两个世界。由水西门作界线，左转出去往文庙走。上课，看布告，读墙报，看各种展览（名家如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慎、凌叔华等，当然以地方人士和师生作品为主）;从水西门右转白塔街回到宿舍，则是一个
吃喝起居与人共处的现实世界。
我与赵晓兰搬到新房间不久，同房一位法学院同学邀我俩晚饭后丢“读书会”。我想去读些新书多么好，便兴冲冲地去了。
会场有三十多人，男生多于女生，那天正在讨论俄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这本书我在南开时读过，很感动。下一次指定的是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书由大家传着轮流看，女生宿舍由我同室的侯姐姐（她休学回来复学，比我们大二、三岁）负责。我跟她去了三次，会场的讨论非常激昂热烈，充满了政治控诉，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等歌。
在南开中学时没有晚上的活动，我周末回家，也从未听说有读书会，所以对我而言是新鲜事，在家书中很兴奋地提到。不久，父亲来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如今为了全民抗日，国共合作，所有社团都公开活动，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国内局势仍在低潮，前线国军真可说是在浴血守土。吾儿只身在外，务望保持健康，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这样的信，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记在心。）
自此以后。我便不肯跟侯姐姐去读书会，推说功课忙要背书，还把抄的笔记给她看，济慈的《夜莺颂》又长又难，我刚去图书馆借了本冷门的原文书，时时在查字典。她便只带赵晓兰去了。回来后更大声地唱那些《喀秋莎》、《东方红》等歌。从此不跟我说话，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头猛然扭过去不看我。而真正令我伤心的是，赵晓兰也渐渐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内却形同陌路。
于今回顾，共产党藉由读书会吸收年轻学生是有迹可寻的。
抗战时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国共合作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曾在重庆。毛泽东本人曾被选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伯苓任副议长，当年任议长之汪精卫竟于一九四0年一月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不久去南京组成伪国民政府!）之后，毛前往重庆开会表示支持一致抗日的立场，同为参政员的我父亲曾与他相遇有过简短谈话。
共产党的《新华报》，自一九三八年初在汉口正式出刊后亦移至重庆，直到抗战快结束才停刊。在报纸是唯一新闻来源的时期，他们的言论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与学生。
周恩来是南开校友，常到学校看张伯苓校长，也多次以校友身份在周会演讲。大家最喜欢学张校长介绍他时的天津腔，“现在，我让恩（Neng）来跟你们讲话。”充满了对这位杰出学生的温情。
他顾念老校长的立场，只谈建国强身，赶走日本倭奴，成为世界上文化大国等等，似乎从未为共产主义宣传。事实上，他本身独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传，很多人藉由他温文儒雅、充实渊博的风格认识了共产党。青年人怎会想到当政府正规军在全力抗日的时候，他们用种种方式渗透了后方，胜利后，再由伤亡疲惫的政府手中夺取政权，然后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权控制稳固了政权。
一九四三年我念高三，正是轰炸最厉害的时候。高三时分到理组的傅绮珍，多年在校与我友好。她高高壮壮的个子，俊秀乐观，终日笑口常开，功课人缘都好。后来她考上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我远走川西乐山。暑假我回家，初时也见面谈谈，后来听说她与陈春明等六人与中大的一些男同学去延安了 这件事当时令我非常惊诧与难过。我一直认为她是我的好朋友，看课外书，写墙报，办活动等等都常在一起，她跨了这么一大步，竟然从不曾给我一点暗示，临行也没有一句告别。直到武大这读书会我才渐渐了解，傅绮珍是不可能告诉我的。她们也许早就参加读书会之类的活动，被左倾团体吸收，成为“前进份子”，而“幼稚”地痴迷文学的我，早已不是她的“同路人”，更何况赵晓兰这新交。
就在这时，校长宣布了教育部命令准备紧急时撤退到“雷马屏峨”的指示。女生宿舍人人惊慌，幸好上课时老师态度稳定：他们都是有家眷的，说大家共患难，不要怕。有几位四川本省的同学请假回家去了（学校允许补课、补考）。我们宿舍三楼有两间阁楼，因为顺着屋顶斜了一边，里面可以摆两张平床。两个小桌，只有一面有窗，另一面开着一片天窗，爱热闹的同学不喜欢住，而且低班的也轮不上。她们和我这间共享一座楼梯。有一天在楼梯上遇见历史系的李秀英，她说她的室友被未婚天接回叙永去了，说兵荒马乱的。先结婚再说。所以她那间阁楼空了一个床位，她知道我一直羡慕人少的屋子，欢迎我去与她同室。我几乎是跑步去舍监室，申请到了那个床位。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头顶上一尺半见方的天窗，对我简直是华美的宫殿……
在我收拾行李和书籍搬房的时候，侯姐姐用她惯有的大嗓门，不指名地说，“有些人家长在重庆作高官，还每个月领公费，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皮厚!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其他的人都低下头假装看书，没有说话，我想了想，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和赵晓兰说声再见，赶快把东西搬到三楼去。
把新的铺位安好，坐在床上想想刚才的那一幕。心中十份难过。记得刚住进时，她要我们叫她姐姐，对我殷勤照顾，有时连洗澡小室都帮我先占一间，吃饭时在板凳上留个空位给我。还不到两个月，怎么就如此凶恶攻击呢？当天晚上，躺在小床上，看到天窗外，繁星满天，第一天想到也许是上帝给我讯息，叫我看看广大的窝苍，原谅别人的伤害?但是我年轻的心却无法吞噬那翻脸无情的攻击。
第二天到文庙上课，我到生活指导组去问，“伙食公费是给哪些学生？”那位半工半读的职员很不耐烦地说，“开战以来所有公立大中学的战区学生都有公费。”我问，“如果战区学生的家长在政府工作，有固定收入，也给公费吗?”他注意地看了我一阵子说，“从来没有人来问过这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什么系的?”他写下我的名字后，板着脸说，“你回去写个呈文来说要放弃公费，学校给你转呈教育部。”然后就把咨询窗口关上了。
不到三天，文法学院同学间便传说我去申请放弃公费。鲁巧珍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只是去问了一下公费的资格而已，并没有多说一句话。她听说前进（左倾）的同学要拿这做个题目攻击教育部。当天晚饭后，我上楼经过原来房间，那位姓侯的“姐姐”在她靠门的座位上看到我，大声说，“有的人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权贵余孽，自己在到处炫耀呢!贪官污吏的女儿!滚出去!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从此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不涉入政治，教书时连校园政治也不参与。
在乐山的两年，我的生活似乎分成了两个世界。由水西门作界线，左转出去往文庙走。上课，看布告，读墙报，看各种展览（名家如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慎、凌叔华等，当然以地方人士和师生作品为主）;从水西门右转白塔街回到宿舍，则是一个
吃喝起居与人共处的现实世界。
我与赵晓兰搬到新房间不久，同房一位法学院同学邀我俩晚饭后丢“读书会”。我想去读些新书多么好，便兴冲冲地去了。
会场有三十多人，男生多于女生，那天正在讨论俄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这本书我在南开时读过，很感动。下一次指定的是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书由大家传着轮流看，女生宿舍由我同室的侯姐姐（她休学回来复学，比我们大二、三岁）负责。我跟她去了三次，会场的讨论非常激昂热烈，充满了政治控诉，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等歌。
在南开中学时没有晚上的活动，我周末回家，也从未听说有读书会，所以对我而言是新鲜事，在家书中很兴奋地提到。不久，父亲来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如今为了全民抗日，国共合作，所有社团都公开活动，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国内局势仍在低潮，前线国军真可说是在浴血守土。吾儿只身在外，务望保持健康，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这样的信，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记在心。）
自此以后。我便不肯跟侯姐姐去读书会，推说功课忙要背书，还把抄的笔记给她看，济慈的《夜莺颂》又长又难，我刚去图书馆借了本冷门的原文书，时时在查字典。她便只带赵晓兰去了。回来后更大声地唱那些《喀秋莎》、《东方红》等歌。从此不跟我说话，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头猛然扭过去不看我。而真正令我伤心的是，赵晓兰也渐渐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内却形同陌路。
于今回顾，共产党藉由读书会吸收年轻学生是有迹可寻的。
抗战时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国共合作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曾在重庆。毛泽东本人曾被选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伯苓任副议长，当年任议长之汪精卫竟于一九四0年一月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不久去南京组成伪国民政府!）之后，毛前往重庆开会表示支持一致抗日的立场，同为参政员的我父亲曾与他相遇有过简短谈话。
共产党的《新华报》，自一九三八年初在汉口正式出刊后亦移至重庆，直到抗战快结束才停刊。在报纸是唯一新闻来源的时期，他们的言论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与学生。
周恩来是南开校友，常到学校看张伯苓校长，也多次以校友身份在周会演讲。大家最喜欢学张校长介绍他时的天津腔，“现在，我让恩（Neng）来跟你们讲话。”充满了对这位杰出学生的温情。
他顾念老校长的立场，只谈建国强身，赶走日本倭奴，成为世界上文化大国等等，似乎从未为共产主义宣传。事实上，他本身独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传，很多人藉由他温文儒雅、充实渊博的风格认识了共产党。青年人怎会想到当政府正规军在全力抗日的时候，他们用种种方式渗透了后方，胜利后，再由伤亡疲惫的政府手中夺取政权，然后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权控制稳固了政权。
一九四三年我念高三，正是轰炸最厉害的时候。高三时分到理组的傅绮珍，多年在校与我友好。她高高壮壮的个子，俊秀乐观，终日笑口常开，功课人缘都好。后来她考上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我远走川西乐山。暑假我回家，初时也见面谈谈，后来听说她与陈春明等六人与中大的一些男同学去延安了 这件事当时令我非常惊诧与难过。我一直认为她是我的好朋友，看课外书，写墙报，办活动等等都常在一起，她跨了这么一大步，竟然从不曾给我一点暗示，临行也没有一句告别。直到武大这读书会我才渐渐了解，傅绮珍是不可能告诉我的。她们也许早就参加读书会之类的活动，被左倾团体吸收，成为“前进份子”，而“幼稚”地痴迷文学的我，早已不是她的“同路人”，更何况赵晓兰这新交。
就在这时，校长宣布了教育部命令准备紧急时撤退到“雷马屏峨”的指示。女生宿舍人人惊慌，幸好上课时老师态度稳定：他们都是有家眷的，说大家共患难，不要怕。有几位四川本省的同学请假回家去了（学校允许补课、补考）。我们宿舍三楼有两间阁楼，因为顺着屋顶斜了一边，里面可以摆两张平床。两个小桌，只有一面有窗，另一面开着一片天窗，爱热闹的同学不喜欢住，而且低班的也轮不上。她们和我这间共享一座楼梯。有一天在楼梯上遇见历史系的李秀英，她说她的室友被未婚天接回叙永去了，说兵荒马乱的。先结婚再说。所以她那间阁楼空了一个床位，她知道我一直羡慕人少的屋子，欢迎我去与她同室。我几乎是跑步去舍监室，申请到了那个床位。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头顶上一尺半见方的天窗，对我简直是华美的宫殿……
在我收拾行李和书籍搬房的时候，侯姐姐用她惯有的大嗓门，不指名地说，“有些人家长在重庆作高官，还每个月领公费，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皮厚!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其他的人都低下头假装看书，没有说话，我想了想，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和赵晓兰说声再见，赶快把东西搬到三楼去。
把新的铺位安好，坐在床上想想刚才的那一幕。心中十份难过。记得刚住进时，她要我们叫她姐姐，对我殷勤照顾，有时连洗澡小室都帮我先占一间，吃饭时在板凳上留个空位给我。还不到两个月，怎么就如此凶恶攻击呢？当天晚上，躺在小床上，看到天窗外，繁星满天，第一天想到也许是上帝给我讯息，叫我看看广大的窝苍，原谅别人的伤害?但是我年轻的心却无法吞噬那翻脸无情的攻击。
第二天到文庙上课，我到生活指导组去问，“伙食公费是给哪些学生？”那位半工半读的职员很不耐烦地说，“开战以来所有公立大中学的战区学生都有公费。”我问，“如果战区学生的家长在政府工作，有固定收入，也给公费吗?”他注意地看了我一阵子说，“从来没有人来问过这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什么系的?”他写下我的名字后，板着脸说，“你回去写个呈文来说要放弃公费，学校给你转呈教育部。”然后就把咨询窗口关上了。
不到三天，文法学院同学间便传说我去申请放弃公费。鲁巧珍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只是去问了一下公费的资格而已，并没有多说一句话。她听说前进（左倾）的同学要拿这做个题目攻击教育部。当天晚饭后，我上楼经过原来房间，那位姓侯的“姐姐”在她靠门的座位上看到我，大声说，“有的人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权贵余孽，自己在到处炫耀呢!贪官污吏的女儿!滚出去!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从此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不涉入政治，教书时连校园政治也不参与。
12、三江汇流之处
住在小阁楼的斗室一年三个月。真是一生难得的欢畅，心情比屋子更感窗明几净。李秀英有个固定的男朋友，在城里找了个工作等她毕业，每天晚饭后到宿舍来找她出去，每晚舍监必来各室点名，她常常在九点锁门之前飞跑回来。所以晚上我有
三小时独处，可以听不到纷杂的干扰。第一次可以自在地读书或清理满腹心事，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幸福时光。小小的天窗开向大渡河岸，夜深人静时听见河水从窗外流过，不是潺潺的水声，是深水大河恒久的汹涌奔流声。渐渐地。在水声之上听到对岸有鸟鸣，就在我小窗之下也有呼应，那单纯的双音鸟鸣，清亮悦耳，却绝没有诗中云雀之欢愉，也没有夜莺的沉郁，唱了不久就似飞走了，又在远处以牠那单调的双音唱几声。初听的夜晚我几乎半夜不眠地等牠回来。这怎么可能？在我虽然年轻却饱经忧患的现实生活里，竟然在这样的夜晚，听到真正的鸟声伴着河水在我一个人的窗外歌唱……
白天我问同学。现在河岸唱歌的是不是杜鹃鸟?她们说是布谷鸟，你听到它唱的是“布谷!布谷!”是催农人插秧了。用“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美文也写不出这江岸之美。白天我把小天窗斜斜地开着，无数不同的鸟声随同阳光流泻而入，令人竟至坐立难安，必须走出这斗室去寻找歌声的来源!半日没课的日子，我常抓起待背的诗本，出水西门，由水夫们挑水上下的石阶下去，往右边河岸走去。在那看似荒草湮没的河岸，有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引向一堵废砖墙下，如果有勇气跨过去，便可以发现一片小小草坪面对河水。草坪后面是一丛树，树后面是我宿舍的楼，在三、四楼之间斜建而上的，是我那间斗室。那扇小小的天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似在反映我的惊喜:再往前走二十尺，河岸转折，就无路了。这是一块不可能被人发现的，我私有的乐园，和嘉陵江畔岩壁上的石窟一样，是我的避世净土。
我发现到这地方却纯由一个“缘”字。
一年级下学期某个早晨，我由那间陋室出来稍晚，走向大门时，看见一个挑水的老者在上锅炉的石级上摔倒，头撞在阶上血流满脸，旁边的水夫扶起了他，却不知如何止血。我当时立刻奔回房间，拿出家中带来的药盒，棉花、红药水、纱布、胶带，帮他止血包上，用的全是童子军的重庆救灾训练。在南开六年全无我用武之地，如今能在自己落难离家时“日行一善”，自己也感动了一番。
我把那瓶红药水和纱布等送给伤者，两位水夫在旁边对我说这是他们的领班，因为老婆生病，儿子不争气，他都五十岁了还得出来挑水。这之后每天早上我都注意看他有没有换药，直到伤口结疤。在那个时代，药护观念是柑当原始的，我那童子军知识，在此已不算太落后了。那天早晨，当我站在水西门外的草丛申张望时，那位老水夫正在河里用水桶挑水。他看我拿著书，便走过来，小声的指给我绕右一条小径再转
前行，可以找到一块读书的她方，“这边人杂，我会告诉他们不打扰你。”
这真是我最富足的产业啊!在乐山之后的两年，我从没有告诉人这个地方，和那江上的岩洞一样，对我是圣灵之地。那一年我二十岁，面对重重威胁的人生，觉得随时可能失去一切，孤苦无依。唯一必须留下的是自己的心灵，这一颗切切思慕知识、追寻善和美的心灵，而这河岸小片净土，曾是我安心置放心灵之地。
初搬上阁楼时，夜闻布谷鸟啼，竟似济慈在祖屋院内听到院里筑巢的夜莺歌唱心情。很想去找找鸟儿筑巢的树，在河岸窗下方向搜寻多次，当然是找不到的。暮春二一
月，岂止江南杂花生树，莺飞草长!坐在河岸那里。晴天时远远看得见青衣江上帆船
顺流而下，后面是无根的江夭。青衣江至今仍引人遐想，千年前李自初过乐山，有诗《峨嵋山月歌》:“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平羌就是青衣江。羌族与彝族是川西原住民，不知在哪个朝代被汉人“平”了，把江名改了，纪念征服，但是世世代代的人仍以清溪般的心情称它原名青衣江。这来自神秘西康耶峡山脉初溶的雪河，注入在我脚下浊流汹涌、咆哮的大渡河后，左转流进眠江，在山岬角冲激之后，到了全城取水的水西门外，江水变得清澈，流过唐朝依山所建高七十一米的大佛脚下，温柔回荡，从没有浑浊的时候，天晴正午可以隐约看见江水中横过一条清浊的分界。
面对这样壮丽的江山，不由得我不千百遍地念着刘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诗句，我自知如此渺小，如此无知，又如此傍徨无依;但是我也许是最早临此江流，背诵英国诗人济慈的中国女子吧。我沿着自己那一段河岸前前后后地镀着，背诵了济慈的《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背到《无情女》的最后几句：
在幽暗里，死亡勇士的祷嘴
大张着，预告着灾祸：
我一觉醒来，看见自己
躺在这冰冷的山坡。
背诵间竟因它的阴森感觉而匆匆跑回宿舍，第二天又去背。既长又难且迷人的《圣亚格尼节的前夕）第一段。诗句的背诵和我青春迸发的诗思，与那样的季节那样的天地融合成一种永远不能淡然处置的人生情怀。在当时曾被同学嘲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恍忽者。于日后漫长的一生，却转为一种无法解释的不安现状的孤僻。
济慈的诗只有《秋颂》是我乐于与人外享的，它是温暖、认命。成熟完美的诗篇。麦子收割后的田拢，呈现季节的自然悸动。傻蜜蜂在夏末迟凋的花间，以为夏日永无止境，而蟋蟀低唱，燕子绕空飞鸣，秋已深了， 达到了完成之境。
读了大约十首济慈的诗后。朱老师返回《英诗金库》的第一部，讲了一些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十四行诗，让我看到抒情诗的又一种写法。
这时，五月已经过完，进人六月了。有英诗课的日子，我仍与同班同学三、四人出自塔街过湿媲洒的水西门。一路喃喃背诵往文庙走去。但我们也已知道，外面的世界全变了。
住在小阁楼的斗室一年三个月。真是一生难得的欢畅，心情比屋子更感窗明几净。李秀英有个固定的男朋友，在城里找了个工作等她毕业，每天晚饭后到宿舍来找她出去，每晚舍监必来各室点名，她常常在九点锁门之前飞跑回来。所以晚上我有
三小时独处，可以听不到纷杂的干扰。第一次可以自在地读书或清理满腹心事，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幸福时光。小小的天窗开向大渡河岸，夜深人静时听见河水从窗外流过，不是潺潺的水声，是深水大河恒久的汹涌奔流声。渐渐地。在水声之上听到对岸有鸟鸣，就在我小窗之下也有呼应，那单纯的双音鸟鸣，清亮悦耳，却绝没有诗中云雀之欢愉，也没有夜莺的沉郁，唱了不久就似飞走了，又在远处以牠那单调的双音唱几声。初听的夜晚我几乎半夜不眠地等牠回来。这怎么可能？在我虽然年轻却饱经忧患的现实生活里，竟然在这样的夜晚，听到真正的鸟声伴着河水在我一个人的窗外歌唱……
白天我问同学。现在河岸唱歌的是不是杜鹃鸟?她们说是布谷鸟，你听到它唱的是“布谷!布谷!”是催农人插秧了。用“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美文也写不出这江岸之美。白天我把小天窗斜斜地开着，无数不同的鸟声随同阳光流泻而入，令人竟至坐立难安，必须走出这斗室去寻找歌声的来源!半日没课的日子，我常抓起待背的诗本，出水西门，由水夫们挑水上下的石阶下去，往右边河岸走去。在那看似荒草湮没的河岸，有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引向一堵废砖墙下，如果有勇气跨过去，便可以发现一片小小草坪面对河水。草坪后面是一丛树，树后面是我宿舍的楼，在三、四楼之间斜建而上的，是我那间斗室。那扇小小的天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似在反映我的惊喜:再往前走二十尺，河岸转折，就无路了。这是一块不可能被人发现的，我私有的乐园，和嘉陵江畔岩壁上的石窟一样，是我的避世净土。
我发现到这地方却纯由一个“缘”字。
一年级下学期某个早晨，我由那间陋室出来稍晚，走向大门时，看见一个挑水的老者在上锅炉的石级上摔倒，头撞在阶上血流满脸，旁边的水夫扶起了他，却不知如何止血。我当时立刻奔回房间，拿出家中带来的药盒，棉花、红药水、纱布、胶带，帮他止血包上，用的全是童子军的重庆救灾训练。在南开六年全无我用武之地，如今能在自己落难离家时“日行一善”，自己也感动了一番。
我把那瓶红药水和纱布等送给伤者，两位水夫在旁边对我说这是他们的领班，因为老婆生病，儿子不争气，他都五十岁了还得出来挑水。这之后每天早上我都注意看他有没有换药，直到伤口结疤。在那个时代，药护观念是柑当原始的，我那童子军知识，在此已不算太落后了。那天早晨，当我站在水西门外的草丛申张望时，那位老水夫正在河里用水桶挑水。他看我拿著书，便走过来，小声的指给我绕右一条小径再转
前行，可以找到一块读书的她方，“这边人杂，我会告诉他们不打扰你。”
这真是我最富足的产业啊!在乐山之后的两年，我从没有告诉人这个地方，和那江上的岩洞一样，对我是圣灵之地。那一年我二十岁，面对重重威胁的人生，觉得随时可能失去一切，孤苦无依。唯一必须留下的是自己的心灵，这一颗切切思慕知识、追寻善和美的心灵，而这河岸小片净土，曾是我安心置放心灵之地。
初搬上阁楼时，夜闻布谷鸟啼，竟似济慈在祖屋院内听到院里筑巢的夜莺歌唱心情。很想去找找鸟儿筑巢的树，在河岸窗下方向搜寻多次，当然是找不到的。暮春二一
月，岂止江南杂花生树，莺飞草长!坐在河岸那里。晴天时远远看得见青衣江上帆船
顺流而下，后面是无根的江夭。青衣江至今仍引人遐想，千年前李自初过乐山，有诗《峨嵋山月歌》:“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平羌就是青衣江。羌族与彝族是川西原住民，不知在哪个朝代被汉人“平”了，把江名改了，纪念征服，但是世世代代的人仍以清溪般的心情称它原名青衣江。这来自神秘西康耶峡山脉初溶的雪河，注入在我脚下浊流汹涌、咆哮的大渡河后，左转流进眠江，在山岬角冲激之后，到了全城取水的水西门外，江水变得清澈，流过唐朝依山所建高七十一米的大佛脚下，温柔回荡，从没有浑浊的时候，天晴正午可以隐约看见江水中横过一条清浊的分界。
面对这样壮丽的江山，不由得我不千百遍地念着刘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诗句，我自知如此渺小，如此无知，又如此傍徨无依;但是我也许是最早临此江流，背诵英国诗人济慈的中国女子吧。我沿着自己那一段河岸前前后后地镀着，背诵了济慈的《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背到《无情女》的最后几句：
在幽暗里，死亡勇士的祷嘴
大张着，预告着灾祸：
我一觉醒来，看见自己
躺在这冰冷的山坡。
背诵间竟因它的阴森感觉而匆匆跑回宿舍，第二天又去背。既长又难且迷人的《圣亚格尼节的前夕）第一段。诗句的背诵和我青春迸发的诗思，与那样的季节那样的天地融合成一种永远不能淡然处置的人生情怀。在当时曾被同学嘲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恍忽者。于日后漫长的一生，却转为一种无法解释的不安现状的孤僻。
济慈的诗只有《秋颂》是我乐于与人外享的，它是温暖、认命。成熟完美的诗篇。麦子收割后的田拢，呈现季节的自然悸动。傻蜜蜂在夏末迟凋的花间，以为夏日永无止境，而蟋蟀低唱，燕子绕空飞鸣，秋已深了， 达到了完成之境。
读了大约十首济慈的诗后。朱老师返回《英诗金库》的第一部，讲了一些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十四行诗，让我看到抒情诗的又一种写法。
这时，五月已经过完，进人六月了。有英诗课的日子，我仍与同班同学三、四人出自塔街过湿媲洒的水西门。一路喃喃背诵往文庙走去。但我们也已知道，外面的世界全变了。
13、张大飞殉国
盟军在五月二日完全占领了柏林，日本境内也在美空军密集轰炸之下开始疏散，
、自杀飞机成了他最后最残忍的武器。我国渐渐在广西收复失土，六月十二日战报，日军势孤，湘西会战，我军大胜，歼灭日寇一万余人，正朝桂林进军……。
宿舍弥漫着欢欣的气氛，所有人解开了准备步行去“雷马屏峨”的背包，准备大考及暑假回家。合唱团、音乐会、送别会，郊游的活动又开始热烘烘地举办，休学和请假的人很多都带些羞愧的表情回来上课了。四月十二日，美国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对中国的冲击很大，有一天朱老师在英诗课突然念了一首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啊，船长!我的船长…），追悼他不及见战争胜利。此时读此诗，觉得响亮有力，如鼓声送别。
然而不到百日之内，我竟第二次清晰地想起这首诗，刻骨铭心，沉重的，不甘心的哀
伤。
我最后一次到水西门外我的河岸是六月初。春天已经过完，岸边的草长得太高，已渐湮没小径。我去那里读哥哥写给我的信，这封信我已经收到两天了，那两页信纸内容也已经背熟，但是我必须找一个地方，好好地想一想……。
哥哥信上说，张大飞在五月十八日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在重庆战报上看到前线的消息，周末回到家收到云南十四航空队寄给他的通知，我们家是张大飞的战时通信地址之一。他留下一封信给我哥哥，一个很大的包裹给我，用美军的帆布军邮袋装着。大约是信件。他说我快放暑假回家之前，最好有个心理准备——他的信里附上了张大飞写给他的信。
这是一封诀别的信，是一个二十六岁年轻人与他有限的往事告别的信。我虽未能保留至今，但他写的字字句句却烙印我心。他说：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二一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伦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这一年的大考延后一些，给请假的人补课的时间吧。我于七月六日与许多同学搭船回炎热如火炉的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时，即使妈妈也难于分辨我脸上流的是泪还是汗。种种交纠复杂的情绪在我心中激荡，好似投身入那三江汇合的激流。两天后我才打开那邮包。上面有一封陌生笔迹的信，里面写着：
张大飞队长已于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上空殉职。这一包信，他移防时都随身带着。两个月前他交给我，说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来，请找按这个地址寄给你。我在队上担任修护工作，随着他已经两年，他是很体恤人的好长官。我们都很伤心。从他留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找到一封你的信。也一并寄上。望你节哀。
周□□敬上
他的信封里装了一张折了多次，汗渍斑斑、浅蓝己褪至黄自色的。我在南开高二一时写的信，那是一封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说：
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校近。因为在蓝天白云间，没有“死亡的幽谷”……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申出来，膏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而我现在每天要在教室至少坐八小时，几何那么难，几乎令人生趣全无。幸亏有孟老师的词选，不必只为了考大学活着。今天看高一的同学忙着把被单缝威裙子，要去参加全市运动会的团体舞，那就是我们以前做的事，幼稚得要命。我现在都不敢看课外书了，星期六回家经过时与潮书店门口，我都快步走过，以兔受到诱惑?
这样的信我写了好多年，直到我去乐山读哲学系。对于他，这些信大约像烟酒跳舞对他队友一样，有帮助忘却狰狞现实的用处吧。我从乐山想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去找他时，他急着来信阻止，其中有句说:“你对我的实际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对我“光荣”的实质情况愈模糊愈好。”初读时，我看不懂，以为他“变”了。多年后才全然了解，善良如他，嚣然觉醒，要退回去扮演当年保护者兄长角色虽迟了一些，却阻挡了我陷入困境，实际上仍是保护了我。
我那一大包信，他曾仔细地按年份排好，第一封从湖南湘乡永丰镇扶稼堂寄的，小学毕业生的平安家书;最后一封是大学二年级外文系学生写的，已承认自己没有研究哲学的慧根，全心投入雪莱和济慈的浪漫诗情。从阁楼的小窗看满天星辰，听窗外树上鸟鸣布谷，你在哪里?你怎么像裤迹般显现挚爱。又突然消失了呢？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一个少女在残酷战争申成长的心路历程，详详细细地记录在那一百多封信中，我留在家中柜里那一包他七年间写的更大数量的信，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由流离的困境投身最强烈的战斗的完整自述。他驾驱逐机击落敌机的时候。有时会想：我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却这样长年做着杀戮的工作，上帝会怎么裁判呢?牠不是说“生命在我，复仇也在我”吗?耶稣说人若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吗？但是日本人不但打我的脸，他们杀了我的父亲，摧灭了我的家。将我全国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杀至今。我每在郊区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即可以减少牺牲于炸弹下的多少冤魂……。
这两大包信，放在一起。这一年夏天，我没有力量重看。他的死讯虽在意料中，但来时仍感意外，因而难于印证现实。
所有的迹象显示，战争快要结束了。麦克阿瑟将军收复了菲律宾，实践“我会回来…”的豪语。我国在芦沟桥事变后八年的七月七日军事委员会宣布:“八年抗战，截至现今，共计毙伤日寇及俘虏日寇达二百五十余万人。我阵亡官兵一百三十余万人，负伤一百七十余万人。战局现已转守为攻。”全国开始生活在期待中。
几乎在此同时，陈纳德将军辞职的消息震惊了中国朝野。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美国的三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由马歇尔将军继任（“马歇尔计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
的世界局势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国共战争时他前来调停，但是一般认为他偏向中共的
“进步改革”，间接造成了国军的失败而失去大陆）。中国战场的盟军司令史迪威将
军与蒋委员长合作得不愉快，曲魏德迈将军接任，他收到总部指示说，陈纳德以最少
的资源已打了很长时间的游击战式的战争。“采用现代化进攻战术和技术的最迅速和
有效的办法是撤换指挥官。”
陈纳德在重庆的告别仪式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热情感人，两百万人挤满了街道和临街的门窗，他的座车无法穿过人群，人们手推着他的车子到欢送广场，全城伤痕累累的房屋上挂满了各种旗帜，许多绣着飞虎的队徽。蒋委员长亲自授赠中国最高的青天白日大勋章，表示中国人民对他多年血汗相助的感谢，美国政府也在此授与特勋金十字勋章，并挂上第二枚橡树叶奖章。这一年陈纳德五十二岁。正因为他来到了神秘遥远的中国，脱离了美国正规军的律令，以近乎江湖闯荡的个人魅力，聚集了千百个同样的好汉，用驱逐机的战术解救了地面上无数苦难的生灵。
四个月之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这一场战争带着无数人的憾恨落幕，惠特曼《啊，船长!我的船长!），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所有人对战争的悲悼：
啊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抵达终点；
我们的船渡过每一场风暴，
追求的胜利已经赢得;
港口近了，听啊那钟声，人们欢欣鼓舞，
所有的眼睛跟着我们的船平稳前进，它如此庄严和勇敢；
可是，啊，痛心!痛心!痛心!
啊，鲜红的血滴落，
我的船长在甲板上躺下，
冰冷并且死亡。
盟军在五月二日完全占领了柏林，日本境内也在美空军密集轰炸之下开始疏散，
、自杀飞机成了他最后最残忍的武器。我国渐渐在广西收复失土，六月十二日战报，日军势孤，湘西会战，我军大胜，歼灭日寇一万余人，正朝桂林进军……。
宿舍弥漫着欢欣的气氛，所有人解开了准备步行去“雷马屏峨”的背包，准备大考及暑假回家。合唱团、音乐会、送别会，郊游的活动又开始热烘烘地举办，休学和请假的人很多都带些羞愧的表情回来上课了。四月十二日，美国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对中国的冲击很大，有一天朱老师在英诗课突然念了一首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啊，船长!我的船长…），追悼他不及见战争胜利。此时读此诗，觉得响亮有力，如鼓声送别。
然而不到百日之内，我竟第二次清晰地想起这首诗，刻骨铭心，沉重的，不甘心的哀
伤。
我最后一次到水西门外我的河岸是六月初。春天已经过完，岸边的草长得太高，已渐湮没小径。我去那里读哥哥写给我的信，这封信我已经收到两天了，那两页信纸内容也已经背熟，但是我必须找一个地方，好好地想一想……。
哥哥信上说，张大飞在五月十八日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在重庆战报上看到前线的消息，周末回到家收到云南十四航空队寄给他的通知，我们家是张大飞的战时通信地址之一。他留下一封信给我哥哥，一个很大的包裹给我，用美军的帆布军邮袋装着。大约是信件。他说我快放暑假回家之前，最好有个心理准备——他的信里附上了张大飞写给他的信。
这是一封诀别的信，是一个二十六岁年轻人与他有限的往事告别的信。我虽未能保留至今，但他写的字字句句却烙印我心。他说：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二一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伦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这一年的大考延后一些，给请假的人补课的时间吧。我于七月六日与许多同学搭船回炎热如火炉的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时，即使妈妈也难于分辨我脸上流的是泪还是汗。种种交纠复杂的情绪在我心中激荡，好似投身入那三江汇合的激流。两天后我才打开那邮包。上面有一封陌生笔迹的信，里面写着：
张大飞队长已于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上空殉职。这一包信，他移防时都随身带着。两个月前他交给我，说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来，请找按这个地址寄给你。我在队上担任修护工作，随着他已经两年，他是很体恤人的好长官。我们都很伤心。从他留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找到一封你的信。也一并寄上。望你节哀。
周□□敬上
他的信封里装了一张折了多次，汗渍斑斑、浅蓝己褪至黄自色的。我在南开高二一时写的信，那是一封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说：
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校近。因为在蓝天白云间，没有“死亡的幽谷”……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申出来，膏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而我现在每天要在教室至少坐八小时，几何那么难，几乎令人生趣全无。幸亏有孟老师的词选，不必只为了考大学活着。今天看高一的同学忙着把被单缝威裙子，要去参加全市运动会的团体舞，那就是我们以前做的事，幼稚得要命。我现在都不敢看课外书了，星期六回家经过时与潮书店门口，我都快步走过，以兔受到诱惑?
这样的信我写了好多年，直到我去乐山读哲学系。对于他，这些信大约像烟酒跳舞对他队友一样，有帮助忘却狰狞现实的用处吧。我从乐山想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去找他时，他急着来信阻止，其中有句说:“你对我的实际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对我“光荣”的实质情况愈模糊愈好。”初读时，我看不懂，以为他“变”了。多年后才全然了解，善良如他，嚣然觉醒，要退回去扮演当年保护者兄长角色虽迟了一些，却阻挡了我陷入困境，实际上仍是保护了我。
我那一大包信，他曾仔细地按年份排好，第一封从湖南湘乡永丰镇扶稼堂寄的，小学毕业生的平安家书;最后一封是大学二年级外文系学生写的，已承认自己没有研究哲学的慧根，全心投入雪莱和济慈的浪漫诗情。从阁楼的小窗看满天星辰，听窗外树上鸟鸣布谷，你在哪里?你怎么像裤迹般显现挚爱。又突然消失了呢？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一个少女在残酷战争申成长的心路历程，详详细细地记录在那一百多封信中，我留在家中柜里那一包他七年间写的更大数量的信，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由流离的困境投身最强烈的战斗的完整自述。他驾驱逐机击落敌机的时候。有时会想：我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却这样长年做着杀戮的工作，上帝会怎么裁判呢?牠不是说“生命在我，复仇也在我”吗?耶稣说人若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吗？但是日本人不但打我的脸，他们杀了我的父亲，摧灭了我的家。将我全国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杀至今。我每在郊区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即可以减少牺牲于炸弹下的多少冤魂……。
这两大包信，放在一起。这一年夏天，我没有力量重看。他的死讯虽在意料中，但来时仍感意外，因而难于印证现实。
所有的迹象显示，战争快要结束了。麦克阿瑟将军收复了菲律宾，实践“我会回来…”的豪语。我国在芦沟桥事变后八年的七月七日军事委员会宣布:“八年抗战，截至现今，共计毙伤日寇及俘虏日寇达二百五十余万人。我阵亡官兵一百三十余万人，负伤一百七十余万人。战局现已转守为攻。”全国开始生活在期待中。
几乎在此同时，陈纳德将军辞职的消息震惊了中国朝野。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美国的三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由马歇尔将军继任（“马歇尔计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
的世界局势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国共战争时他前来调停，但是一般认为他偏向中共的
“进步改革”，间接造成了国军的失败而失去大陆）。中国战场的盟军司令史迪威将
军与蒋委员长合作得不愉快，曲魏德迈将军接任，他收到总部指示说，陈纳德以最少
的资源已打了很长时间的游击战式的战争。“采用现代化进攻战术和技术的最迅速和
有效的办法是撤换指挥官。”
陈纳德在重庆的告别仪式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热情感人，两百万人挤满了街道和临街的门窗，他的座车无法穿过人群，人们手推着他的车子到欢送广场，全城伤痕累累的房屋上挂满了各种旗帜，许多绣着飞虎的队徽。蒋委员长亲自授赠中国最高的青天白日大勋章，表示中国人民对他多年血汗相助的感谢，美国政府也在此授与特勋金十字勋章，并挂上第二枚橡树叶奖章。这一年陈纳德五十二岁。正因为他来到了神秘遥远的中国，脱离了美国正规军的律令，以近乎江湖闯荡的个人魅力，聚集了千百个同样的好汉，用驱逐机的战术解救了地面上无数苦难的生灵。
四个月之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这一场战争带着无数人的憾恨落幕，惠特曼《啊，船长!我的船长!），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所有人对战争的悲悼：
啊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抵达终点；
我们的船渡过每一场风暴，
追求的胜利已经赢得;
港口近了，听啊那钟声，人们欢欣鼓舞，
所有的眼睛跟着我们的船平稳前进，它如此庄严和勇敢；
可是，啊，痛心!痛心!痛心!
啊，鲜红的血滴落，
我的船长在甲板上躺下，
冰冷并且死亡。
14、战争结束
盟军在欧洲胜利之后，急欲结束亚洲的对日战争，在中国和太平洋岛屿的日军明知大势已去，却仍在作困兽死斗。在那些荒凉的小岛上，双方死伤数十万人，直到美国以数千架轰炸机密集轰炸日本，东京已半成废墟。
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领祖在盟国占领的德国波茨坦发表官二日，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一日，英国领导战争至胜利的丘吉尔首相大选失败下台，亦未见终战果实）。第二天日本内阁会议，从早上到深夜，主战派主张准备本土保卫战，大和民族宁可“玉碎”拒绝投降。英美新的领袖文德礼和杜鲁门发表联合对日作战声明。二一
天后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广岛，日本仍拒投降;八月九日，第二颗原子弹段落长崎。全世界的报纸头条是巨大的照片上原子弹升起的章状云和下面的一片火海。
八月十四日，在各种战壕中垂死挣扎的日本兵，听着他们的昭和天皇广播，叫他们放下武器，“日本业已战败，无条件投降，依照开罗及波茨坦宣言，将台湾归还中国了……
八月十五日，蒋委员长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国人于胜利后，勿骄勿怠，努力建设，并不念旧恶，勿对日本人报复了……”这个宽宏的态度，后来成了战争赔偿中“以德报怨”的宽宏条文。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一个困惑;日本与德国在盟国的扶助下迅速复兴，而中国国军却在战后，疲兵残将未及喘息，被迫投入中共夺取政权的内战，连“瓦全”的最低幸福都未享到。
日本正式投降时重庆的狂欢，是我漫长一生所仅见。
随着广播的声音，愁苦的大地灌满了欢乐，人们丢掉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山川壮丽，国旗飞舞……这样的爱国歌，说是万人空巷还不够，黄昏不久，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我跟着哥哥和表哥们也拿着火把往沙坪坝大街上跑去，左连小龙坎，右接瓷器卧，几乎没有一寸黑暗的路，人们唱着，喊着“中华民国万岁!”真正是响彻云霄。
我跟他们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看到门口临时加了两个童子军在站岗，手里拿着和
我当年胳臂一样细的军棍，脸上童骏的自信，正是我当年跟着张校长念的“中国不亡，有我!”的自信。校门里范孙楼的灯全开着，我想到当年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竟然一个人穿过校园，找到回家的小径，走上渐渐无人的田梗，往杨公桥走，快到那小木桥的山坡是个多年废弃的乱葬岗，我哥哥常常向他的朋友挑战，看谁敢去掀那个露出一半的棺材盖，他们又说许多鬼火的故事，比赛谁最勇敢。平常我都由前面大路回家。白天偶尔同大伙走过。走过小木桥上坡，就是我们去年为躲警报而搬去的家。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励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
从此之后，我不再提他的名字。我郑重地把他写来的一大叠信和我写去的一大邮袋的信包在一起，与我的书和仅有的几件衣服放在一起。我想，有一天我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但是第二年夏天，我意外地由成都直接“复员”回到上海，妈妈带着妹妹由重庆搭飞机复员回到北平，除了随身衣物只带了一些极具纪念性的照片。那些信和一切的痕迹，全留给苦难时代的狂风。它们的命运，在我家日后播迁的岁月中，连想象都难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在他从军时赠我《圣经》整整八年后，计志文牧师从成都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说他由珞珈团契的一位朋友处得知我在深沉的悲哀中，他劝我振作，抄了《启示录）第七章最后一句，“在主宝座之前穿白衣的人是从大患难里出来的……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计牧师不久到乐山传道，我在卫理公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在长期的思考后，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的纪念他:纪念他的凄苦身世，纪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纪念所有和他那样壮烈献身地报了国仇家恨的人。
盟军在欧洲胜利之后，急欲结束亚洲的对日战争，在中国和太平洋岛屿的日军明知大势已去，却仍在作困兽死斗。在那些荒凉的小岛上，双方死伤数十万人，直到美国以数千架轰炸机密集轰炸日本，东京已半成废墟。
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领祖在盟国占领的德国波茨坦发表官二日，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一日，英国领导战争至胜利的丘吉尔首相大选失败下台，亦未见终战果实）。第二天日本内阁会议，从早上到深夜，主战派主张准备本土保卫战，大和民族宁可“玉碎”拒绝投降。英美新的领袖文德礼和杜鲁门发表联合对日作战声明。二一
天后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广岛，日本仍拒投降;八月九日，第二颗原子弹段落长崎。全世界的报纸头条是巨大的照片上原子弹升起的章状云和下面的一片火海。
八月十四日，在各种战壕中垂死挣扎的日本兵，听着他们的昭和天皇广播，叫他们放下武器，“日本业已战败，无条件投降，依照开罗及波茨坦宣言，将台湾归还中国了……
八月十五日，蒋委员长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国人于胜利后，勿骄勿怠，努力建设，并不念旧恶，勿对日本人报复了……”这个宽宏的态度，后来成了战争赔偿中“以德报怨”的宽宏条文。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一个困惑;日本与德国在盟国的扶助下迅速复兴，而中国国军却在战后，疲兵残将未及喘息，被迫投入中共夺取政权的内战，连“瓦全”的最低幸福都未享到。
日本正式投降时重庆的狂欢，是我漫长一生所仅见。
随着广播的声音，愁苦的大地灌满了欢乐，人们丢掉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山川壮丽，国旗飞舞……这样的爱国歌，说是万人空巷还不够，黄昏不久，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我跟着哥哥和表哥们也拿着火把往沙坪坝大街上跑去，左连小龙坎，右接瓷器卧，几乎没有一寸黑暗的路，人们唱着，喊着“中华民国万岁!”真正是响彻云霄。
我跟他们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看到门口临时加了两个童子军在站岗，手里拿着和
我当年胳臂一样细的军棍，脸上童骏的自信，正是我当年跟着张校长念的“中国不亡，有我!”的自信。校门里范孙楼的灯全开着，我想到当年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竟然一个人穿过校园，找到回家的小径，走上渐渐无人的田梗，往杨公桥走，快到那小木桥的山坡是个多年废弃的乱葬岗，我哥哥常常向他的朋友挑战，看谁敢去掀那个露出一半的棺材盖，他们又说许多鬼火的故事，比赛谁最勇敢。平常我都由前面大路回家。白天偶尔同大伙走过。走过小木桥上坡，就是我们去年为躲警报而搬去的家。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励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
从此之后，我不再提他的名字。我郑重地把他写来的一大叠信和我写去的一大邮袋的信包在一起，与我的书和仅有的几件衣服放在一起。我想，有一天我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但是第二年夏天，我意外地由成都直接“复员”回到上海，妈妈带着妹妹由重庆搭飞机复员回到北平，除了随身衣物只带了一些极具纪念性的照片。那些信和一切的痕迹，全留给苦难时代的狂风。它们的命运，在我家日后播迁的岁月中，连想象都难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在他从军时赠我《圣经》整整八年后，计志文牧师从成都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说他由珞珈团契的一位朋友处得知我在深沉的悲哀中，他劝我振作，抄了《启示录）第七章最后一句，“在主宝座之前穿白衣的人是从大患难里出来的……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计牧师不久到乐山传道，我在卫理公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在长期的思考后，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的纪念他:纪念他的凄苦身世，纪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纪念所有和他那样壮烈献身地报了国仇家恨的人。
第五章 胜利——虚空，一切的虚空
1、战后新局——失落的开始
在举国欢腾的那几天，我父亲竟然常常深锁眉头，沉思不语。
有一天在晚餐桌上，他对几位老友说。苏俄在停战前五天抢着对日宣战，立刻就越过边界攻人我国满洲里，深入东北境内百余公里，十天内占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俘虏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更达林在八月二十三日宣称:“满洲国全部解放”，完全不顾我国的政治主权。中共的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连发七道命令，指示共军全面发动，争城夺地。并命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等及若干朝鲜人，率人开赴东北，配合苏俄军作战，先夺东北三省。
然而，毛泽东却在一个月后的九一八纪念日来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对蒋主席邀其前来重庆表示感激。致词说:“今后当为和平发展，私平建国之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杜绝内争。因此各党派应在国家一定方针之下，蒋主席领导之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之新中国。”
这是我今生听到的最大谎三言之一。
为了行政管理之效率，国民政府设立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将东三省份成九省——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中共占领后恢复为原三省）。当年兴冲冲去“接收”那九省的人，梦想不到三年半之后会被中共“内争”战败，逃到只有东三省疆域三十五份之一的台湾，终生末得返乡。
胜利日不久，各级学校即将开学，教育部公告说战区各校多遭日军破坏或征用，校舍设备须待修复，迁至大后方各校留在迁居地，待明年暑假复员原校，本学年按学历开学，安心上课，详作复校计划。
这一年我哥哥已由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等待分发驻外使馆工作，最初派往南美乌拉圭大使馆三等秘书（因为那个国名，他成为朋友取笑的对象）。他一直以未能参加什么革命为憾，一年前参加“十万青年十万军”被阻，耿耿于怀，既不想去乌拉圭，就去报考《中央社》作随军记者，要求派往东北战区，与战士同甘共苦，体验作战生活。
我大妹宁媛已经小学毕业，上了南开初一，爱打垒球。小妹星媛上南开附小三年级。父母也决定留在四川，明年等我们放假再搬回北平 第一件事是安葬我的祖母，她于一九三七年逝世后，棺木浮厝在北平郊区一所庙里。
1、战后新局——失落的开始
在举国欢腾的那几天，我父亲竟然常常深锁眉头，沉思不语。
有一天在晚餐桌上，他对几位老友说。苏俄在停战前五天抢着对日宣战，立刻就越过边界攻人我国满洲里，深入东北境内百余公里，十天内占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俘虏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更达林在八月二十三日宣称:“满洲国全部解放”，完全不顾我国的政治主权。中共的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连发七道命令，指示共军全面发动，争城夺地。并命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等及若干朝鲜人，率人开赴东北，配合苏俄军作战，先夺东北三省。
然而，毛泽东却在一个月后的九一八纪念日来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对蒋主席邀其前来重庆表示感激。致词说:“今后当为和平发展，私平建国之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杜绝内争。因此各党派应在国家一定方针之下，蒋主席领导之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之新中国。”
这是我今生听到的最大谎三言之一。
为了行政管理之效率，国民政府设立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将东三省份成九省——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中共占领后恢复为原三省）。当年兴冲冲去“接收”那九省的人，梦想不到三年半之后会被中共“内争”战败，逃到只有东三省疆域三十五份之一的台湾，终生末得返乡。
胜利日不久，各级学校即将开学，教育部公告说战区各校多遭日军破坏或征用，校舍设备须待修复，迁至大后方各校留在迁居地，待明年暑假复员原校，本学年按学历开学，安心上课，详作复校计划。
这一年我哥哥已由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等待分发驻外使馆工作，最初派往南美乌拉圭大使馆三等秘书（因为那个国名，他成为朋友取笑的对象）。他一直以未能参加什么革命为憾，一年前参加“十万青年十万军”被阻，耿耿于怀，既不想去乌拉圭，就去报考《中央社》作随军记者，要求派往东北战区，与战士同甘共苦，体验作战生活。
我大妹宁媛已经小学毕业，上了南开初一，爱打垒球。小妹星媛上南开附小三年级。父母也决定留在四川，明年等我们放假再搬回北平 第一件事是安葬我的祖母，她于一九三七年逝世后，棺木浮厝在北平郊区一所庙里。
2、再遇名师
嘉定距峨嵋山只有百里，山水钟灵自古闻名，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江沿岸世代有文人雅舍，如眉山的苏东坡，乐山的郭沫若。抗战时期在武大任教而住在乐山的有朱光潜、陈西滢、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等作家。一九四一年武大聘请钱穆先生讲学，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因是全校讲座，又为避警报，上课时间为早晨六点到八点（前一年日机大轰炸，乐山城区半毁。死伤很大，之后又流行一种“趴病”及伤寒，埋葬病死的武大学生之地被称为“第八宿舍”）。当时全城电力尚未恢复，学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间教室，须拿火把照路，摸黑去听钱穆先生的课，往往晨光初露时座位已被火把占满，后来者即无法进去。女生宿舍低班学生似乎无人敢去。我升入高班三年级时，抗战胜利，钱先生回到重庆。我听高班男同学讲当年盛况，非常羡慕。然而当时绝末想到三十年后在台湾:我为国立编译馆公事拜谒钱先
生，且有二十年单独请教，畅谈，倾听的缘份和荣幸。
当年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岷江对岸乌尤山上设复性书院，熊十力先生亦曾在书院居住讲学，书院研究者一百人，亦曾请钱先生演讲。钱先生晚年回忆当年有一段时间与朱光潜先生同进中、晚餐，“畅谈甚相得”。
九月初我回到乐山，觉得学校的气氛全变了。原来凝聚着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如今似乎换散了。由全国联考招来的学生，将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每个高年级的人有着宽广的就业理想（那时的大学生占人口比例太小），而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墙报、话剧，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二十年后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利用这种划分方式作为残酷斗争的根据，隔着台湾海峡所听到的一鳞半爪，私在海外读到的铁幕消息，都令我有似曾相识之感。
大学三年级开学后，朱光潜老师已辞掉院长，专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他邀我们几个导生去他家喝茶。
那时已秋深了，走进他的小院子，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我帮老师扫枯叶。朱老师立刻阻止他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赞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由于是同一年的事，我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的《西风颂）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更加上济慈的《秋颂》，深感岁月凋零之悲中有美，也同时深深感念他们对我生命品味的启发。
外文系的学术功课到三年级才算开始，以朱老师的水平，原也安排很好的阵容，可惜最重要的“英国文学史”名师陈西滢和方重教授一九四三年前均已离校去了英国。新聘来教我这班的孙家诱先生刚从英国回来，应该可以胜任。她上课不久，即把重点放在乔叟《坎特伯瑞故事集》的中古世纪英文上。
她是位很壮的女子，用浑厚的嗓子念中古英文的原文，念了大约两星期，把我们震慑住了——用一句今日台语来形容是“鸭子听雷”。好不容易到了郎兰的《农夭皮尔斯》和玛拉瑞的《阿瑟王之死》 。从十五世纪到了十六世纪的穆尔的《乌托邦》，匆匆掠过最早的十四行诗，飘过史宾塞，就放寒假了。下学期介绍了马洛的《浮士德》，读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几首代表作、重要剧本的名单和梗概，弥尔顿的《失乐园》 与《圣经.创世纪》的关系，即到了德雷登。不到三堂课，突然老师请了病假，她和我们再也没有回到英国文学史那门课，然后大家都“复员”回下江去了 四川人称所有外省人都是“下江人”。
我大学毕业时，主课英国文学史只修到一七00年，对德雷登之后两百五十年的无知，是我多年的憾恨。第二次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我用一整年时间苦修英国文学断代史四门课：十五世纪以前，十六、七世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我自己教英国文学史时（台湾国立大学外文系已改为两年课。大二、大三必修），用一切安排，使时间足够教到二十世纪中叶，绝不让我的学生有此憾恨。
另外两门课比校稳定，小说课的戴骆龄先生是典型的文人学者，他也是《时与潮文艺》的定期作家，主日语不太流利，但课程内容充实，分析层次颇高。他讲到狄更生《双城记》时，特别教我们注意英国人怎么看法国大革命时的暴民政治，我至今想到书中描写巴黎的家庭主妇坐在广场上，一面织毛衣一面数着断头台上砍下的人头，把刀斧落下的次数织进她们温暖的毛衣里，仍令我不寒而栗。他结结巴巴地说，那个英国记者为了爱情上断头台，站在台上居然会看到一个美好的末来世界，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小说写法（我原来以为爱情就该是那样）。他是最早教我们由不同角度读小说的老师。他开的书单对我以后阅读也很有帮助。
在现代文学课上百次认识了缪朗山教授。在那几年，他大约是对学生最有魅力的人了，专长是俄国文学，所以几乎全以俄国文学做为现代的代表。
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抗战国共合作时期，这样的课比任何政治宣传都有用。缪先生身体壮硕，声音洪亮，对俄国文学确有研究，所以授课演讲内容丰富，上课时如上舞台，走过来跑过去，从不踱步，脸上都是表情，开口即是谐语，一男同学形容他是“大珠小珠落铁盘”。他热切地介绍高尔基的《母亲》，萧洛霍天《静静的顿河》，和伊凡.冈察洛夫的《奥卜洛莫夫》。此书是一本极精采的写懒人之书，说到那贵族懒人的仆人，因为太懒，伸出的手掌和鞋底一样脏。缪教授居然把他的破鞋脱下一只与手掌并列——在他之前和之后，我从未见过那么起劲的教书人。
嘉定距峨嵋山只有百里，山水钟灵自古闻名，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江沿岸世代有文人雅舍，如眉山的苏东坡，乐山的郭沫若。抗战时期在武大任教而住在乐山的有朱光潜、陈西滢、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等作家。一九四一年武大聘请钱穆先生讲学，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因是全校讲座，又为避警报，上课时间为早晨六点到八点（前一年日机大轰炸，乐山城区半毁。死伤很大，之后又流行一种“趴病”及伤寒，埋葬病死的武大学生之地被称为“第八宿舍”）。当时全城电力尚未恢复，学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间教室，须拿火把照路，摸黑去听钱穆先生的课，往往晨光初露时座位已被火把占满，后来者即无法进去。女生宿舍低班学生似乎无人敢去。我升入高班三年级时，抗战胜利，钱先生回到重庆。我听高班男同学讲当年盛况，非常羡慕。然而当时绝末想到三十年后在台湾:我为国立编译馆公事拜谒钱先
生，且有二十年单独请教，畅谈，倾听的缘份和荣幸。
当年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岷江对岸乌尤山上设复性书院，熊十力先生亦曾在书院居住讲学，书院研究者一百人，亦曾请钱先生演讲。钱先生晚年回忆当年有一段时间与朱光潜先生同进中、晚餐，“畅谈甚相得”。
九月初我回到乐山，觉得学校的气氛全变了。原来凝聚着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如今似乎换散了。由全国联考招来的学生，将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每个高年级的人有着宽广的就业理想（那时的大学生占人口比例太小），而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墙报、话剧，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二十年后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利用这种划分方式作为残酷斗争的根据，隔着台湾海峡所听到的一鳞半爪，私在海外读到的铁幕消息，都令我有似曾相识之感。
大学三年级开学后，朱光潜老师已辞掉院长，专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他邀我们几个导生去他家喝茶。
那时已秋深了，走进他的小院子，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我帮老师扫枯叶。朱老师立刻阻止他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赞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由于是同一年的事，我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的《西风颂）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更加上济慈的《秋颂》，深感岁月凋零之悲中有美，也同时深深感念他们对我生命品味的启发。
外文系的学术功课到三年级才算开始，以朱老师的水平，原也安排很好的阵容，可惜最重要的“英国文学史”名师陈西滢和方重教授一九四三年前均已离校去了英国。新聘来教我这班的孙家诱先生刚从英国回来，应该可以胜任。她上课不久，即把重点放在乔叟《坎特伯瑞故事集》的中古世纪英文上。
她是位很壮的女子，用浑厚的嗓子念中古英文的原文，念了大约两星期，把我们震慑住了——用一句今日台语来形容是“鸭子听雷”。好不容易到了郎兰的《农夭皮尔斯》和玛拉瑞的《阿瑟王之死》 。从十五世纪到了十六世纪的穆尔的《乌托邦》，匆匆掠过最早的十四行诗，飘过史宾塞，就放寒假了。下学期介绍了马洛的《浮士德》，读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几首代表作、重要剧本的名单和梗概，弥尔顿的《失乐园》 与《圣经.创世纪》的关系，即到了德雷登。不到三堂课，突然老师请了病假，她和我们再也没有回到英国文学史那门课，然后大家都“复员”回下江去了 四川人称所有外省人都是“下江人”。
我大学毕业时，主课英国文学史只修到一七00年，对德雷登之后两百五十年的无知，是我多年的憾恨。第二次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我用一整年时间苦修英国文学断代史四门课：十五世纪以前，十六、七世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我自己教英国文学史时（台湾国立大学外文系已改为两年课。大二、大三必修），用一切安排，使时间足够教到二十世纪中叶，绝不让我的学生有此憾恨。
另外两门课比校稳定，小说课的戴骆龄先生是典型的文人学者，他也是《时与潮文艺》的定期作家，主日语不太流利，但课程内容充实，分析层次颇高。他讲到狄更生《双城记》时，特别教我们注意英国人怎么看法国大革命时的暴民政治，我至今想到书中描写巴黎的家庭主妇坐在广场上，一面织毛衣一面数着断头台上砍下的人头，把刀斧落下的次数织进她们温暖的毛衣里，仍令我不寒而栗。他结结巴巴地说，那个英国记者为了爱情上断头台，站在台上居然会看到一个美好的末来世界，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小说写法（我原来以为爱情就该是那样）。他是最早教我们由不同角度读小说的老师。他开的书单对我以后阅读也很有帮助。
在现代文学课上百次认识了缪朗山教授。在那几年，他大约是对学生最有魅力的人了，专长是俄国文学，所以几乎全以俄国文学做为现代的代表。
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抗战国共合作时期，这样的课比任何政治宣传都有用。缪先生身体壮硕，声音洪亮，对俄国文学确有研究，所以授课演讲内容丰富，上课时如上舞台，走过来跑过去，从不踱步，脸上都是表情，开口即是谐语，一男同学形容他是“大珠小珠落铁盘”。他热切地介绍高尔基的《母亲》，萧洛霍天《静静的顿河》，和伊凡.冈察洛夫的《奥卜洛莫夫》。此书是一本极精采的写懒人之书，说到那贵族懒人的仆人，因为太懒，伸出的手掌和鞋底一样脏。缪教授居然把他的破鞋脱下一只与手掌并列——在他之前和之后，我从未见过那么起劲的教书人。
3、奏错了的乐曲
大三开始，我在乐山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有人到女生宿舍给我“站岗”了。
一、二年级我参加的课外活动只有南开校友会和团契，在那小小的圈子里似乎都知道我已心有所属，在那个尊重“感情专一”的时代，从未有任何人能邀到我出游。
胜利不久，我将由重庆回校上课前，突然收到一封信，寄来一首以我的名字谱曲的创作，作曲者是刚毕业的黄君。他在信中说已爱慕我一年多了，看我那不理人的态度，鼓不起勇气去找我。毕业后，认识他的人少些。如不被峻拒，他会在就业前悄悄回到乐山来看我，试试能不能培养出感情。
武大除了几个大合唱团之外，有一个比校接近专业水平（或者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爱乐团体，由三人到五人不定期开个小型音乐会。在那个没有任何音响的时代，很受欢迎与尊重。两把小提琴。一个男中音，黄君是第二小提琴，他拿着琴上台时，硕长儒雅，许多女生为他着迷。
南开校友话剧社一九四四年六月初为欢送毕业同学公演话剧《天长地久》，是由《茶花女》剧情改编的抗战名剧。他们敢于演出而且轰动全校的原因是有鲁巧珍和几位在沙坪坝即已演出成功的校友。在几乎完全没有音响设备的学生社团，全靠幕后的真人支援;他们说演曹禹的《雷雨》时，后台几位男同学站在梯子上拿盆子往地上倒水，一位壮汉架好一大块铁板，另一位用锤子拼命的敲。又有闪电又有雷声。而这位
第二小提琴黄君，虽不是校友，但性情温和（另一位不好伺候），被请来在幕后奏乐。导演同学跟他说，你们提琴的曲名我不太懂得，你只要准备一首轻快的，一首悲伤的，到时候我告诉你拉哪一首就是了。那晚上，我们所有校友都被派了工作，我和另一个大一新生王世瑞，上台在揪链上坐了两分钟，代表纯洁无忧，然后就到后台去帮忙提词。不知是导演喊错了，还是提琴手听错了（后台又黑又窄又脏），当男女
角恋爱幸福的时候，有人推黄君说，弹那个“悲的”，他就很有情调地拉起舒曼的
《梦幻曲》，前台演员听了简直笑不出来了。
第二天城里小报说，南友话剧社这次演出一塌糊涂，男主角不知爱为何物，只有女主角鲁巧珍一人独撑全剧。黄君虽未表示震怒，但是南开校友看到他有些尴尬，有些亏欠。
开学不久，他就千里迢迢地由重庆回到乐山，专程看我。那实在是令我很有光彩，也令知道的人都很感动 在那小小的县城，很快地大家都“知道”了。他每天下午必然到老姚门房报到，老姚以他那令人忘不了的权威口音，向三楼大喊一声，“齐邦媛先生有人会!”老姚“喊”所有二年级以上的女生为“先生”，他说女生上了大学就得有个样子，但是在宿舍里面他很少这么称呼，大约看透了女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真面目吧。
大三开始，我在乐山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有人到女生宿舍给我“站岗”了。
一、二年级我参加的课外活动只有南开校友会和团契，在那小小的圈子里似乎都知道我已心有所属，在那个尊重“感情专一”的时代，从未有任何人能邀到我出游。
胜利不久，我将由重庆回校上课前，突然收到一封信，寄来一首以我的名字谱曲的创作，作曲者是刚毕业的黄君。他在信中说已爱慕我一年多了，看我那不理人的态度，鼓不起勇气去找我。毕业后，认识他的人少些。如不被峻拒，他会在就业前悄悄回到乐山来看我，试试能不能培养出感情。
武大除了几个大合唱团之外，有一个比校接近专业水平（或者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爱乐团体，由三人到五人不定期开个小型音乐会。在那个没有任何音响的时代，很受欢迎与尊重。两把小提琴。一个男中音，黄君是第二小提琴，他拿着琴上台时，硕长儒雅，许多女生为他着迷。
南开校友话剧社一九四四年六月初为欢送毕业同学公演话剧《天长地久》，是由《茶花女》剧情改编的抗战名剧。他们敢于演出而且轰动全校的原因是有鲁巧珍和几位在沙坪坝即已演出成功的校友。在几乎完全没有音响设备的学生社团，全靠幕后的真人支援;他们说演曹禹的《雷雨》时，后台几位男同学站在梯子上拿盆子往地上倒水，一位壮汉架好一大块铁板，另一位用锤子拼命的敲。又有闪电又有雷声。而这位
第二小提琴黄君，虽不是校友，但性情温和（另一位不好伺候），被请来在幕后奏乐。导演同学跟他说，你们提琴的曲名我不太懂得，你只要准备一首轻快的，一首悲伤的，到时候我告诉你拉哪一首就是了。那晚上，我们所有校友都被派了工作，我和另一个大一新生王世瑞，上台在揪链上坐了两分钟，代表纯洁无忧，然后就到后台去帮忙提词。不知是导演喊错了，还是提琴手听错了（后台又黑又窄又脏），当男女
角恋爱幸福的时候，有人推黄君说，弹那个“悲的”，他就很有情调地拉起舒曼的
《梦幻曲》，前台演员听了简直笑不出来了。
第二天城里小报说，南友话剧社这次演出一塌糊涂，男主角不知爱为何物，只有女主角鲁巧珍一人独撑全剧。黄君虽未表示震怒，但是南开校友看到他有些尴尬，有些亏欠。
开学不久，他就千里迢迢地由重庆回到乐山，专程看我。那实在是令我很有光彩，也令知道的人都很感动 在那小小的县城，很快地大家都“知道”了。他每天下午必然到老姚门房报到，老姚以他那令人忘不了的权威口音，向三楼大喊一声，“齐邦媛先生有人会!”老姚“喊”所有二年级以上的女生为“先生”，他说女生上了大学就得有个样子，但是在宿舍里面他很少这么称呼，大约看透了女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真面目吧。
我到了三年级才第一次跟男生单独坐在江边的木排上。乐山是岷江口的木材集散地，山里的林木扎成木筏形式，推成一排排的，等水涨了由岷江顺波而下到长江大港城市去。黄昏后是同学们喜欢攀上去坐着，唱歌说话的、有情调的地方。不久，双十节，他突然又来。
黄君如此热切表示爱慕，却在最糟的时候来……。
自六月以来，我心中对张大飞的悲悼之情，沉重又难言。我不知如何恰当地称呼他的名字，他不是我的兄长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想到他，除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对战死者的追悼，我心中还有无法言说的复杂沉痛与亏欠，谈到他的任何轻佻语言日都是一种亵渎。正如柯立芝《沮丧:一首颂歌）所言的悲痛：
没有剧痛的哀伤，是空虚幽暗而沉闷的，这种窒息，呆滞，又不具激动的哀伤，既找不到自然的宣泄途径，也无从得到慰藉，不管在言词，叹息甚或是眼泪中……
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女孩子，在我那个年纪和见识，都会被一个风度翩翩，为你谱曲作歌，为看你溯江三日或是跑五百里旱路的人感动乃至倾心吧。但也许凡事早由天定，当黄君为《天长地久》配乐的时候，在快乐幸福的场面误奏了悲伤曲子，即是一个预兆吧。我们注定无缘。
在乐山的最后一年，至少上学期，大家还认真地上课。武大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准，以外文系为例，朱老师不仅自己教英诗、现代文学批评和翻译，担任系主任时规画的课程也够强，使前六年的毕业生出了社会进可攻退可守。可惜到了下学期，很多老师都有了新的工作，三、四月就开始赶课，提前走了，而那时也开始许多大大小小以游行方式出现的学潮。
黄君如此热切表示爱慕，却在最糟的时候来……。
自六月以来，我心中对张大飞的悲悼之情，沉重又难言。我不知如何恰当地称呼他的名字，他不是我的兄长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想到他，除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对战死者的追悼，我心中还有无法言说的复杂沉痛与亏欠，谈到他的任何轻佻语言日都是一种亵渎。正如柯立芝《沮丧:一首颂歌）所言的悲痛：
没有剧痛的哀伤，是空虚幽暗而沉闷的，这种窒息，呆滞，又不具激动的哀伤，既找不到自然的宣泄途径，也无从得到慰藉，不管在言词，叹息甚或是眼泪中……
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女孩子，在我那个年纪和见识，都会被一个风度翩翩，为你谱曲作歌，为看你溯江三日或是跑五百里旱路的人感动乃至倾心吧。但也许凡事早由天定，当黄君为《天长地久》配乐的时候，在快乐幸福的场面误奏了悲伤曲子，即是一个预兆吧。我们注定无缘。
在乐山的最后一年，至少上学期，大家还认真地上课。武大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准，以外文系为例，朱老师不仅自己教英诗、现代文学批评和翻译，担任系主任时规画的课程也够强，使前六年的毕业生出了社会进可攻退可守。可惜到了下学期，很多老师都有了新的工作，三、四月就开始赶课，提前走了，而那时也开始许多大大小小以游行方式出现的学潮。
4、学潮
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八年血泪坚持奋战得来，但由于原子弹而骤然来临，使政府措手不及，“胜利”二字所带来的期待未能立即实现，前线后方共患难的日子一去不返。自华北开始，共产党在战线后方，以土共和农村宣传的力量急速扩张，对不满现状、充满改革热情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渗透与说服魅力。胜利后三个月，十一月二十九日，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前进”学生，以反对内战、反对美军干涉内政为名发动学潮，有激进分子投手榴弹炸伤学生十三人。造成四人死亡。教授决定罢课，数十人发表告各界书，同情反内战学生，至十二月十七日才复课。
学潮在全国各大学扩散，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大学校园充满了政治动荡与叫嚣，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占据全国，之后的四十年，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成为政治工具，学术传授及专业标准近于切断。
在我所亲身经历的学潮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西南联大的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年）教授。他是著名诗人。其感时之作《死水》和哀悼夭折幼女的葬歌《也许》是当年文艺青年争诵之作，我至今仍能记忆《也许》十六行的全文，仍很受感动：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夜莺不要咳嗽，
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
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
不许清风刷上你的眉，
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
撑一伞松荫庇护你睡。
也许你听这蚯蚓翻泥，
听这小草的根须吸水，
也许你听这般的音乐，
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
那么你先把眼皮闭紧，
我就让你睡，我让你睡
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
我叫纸钱儿缓缓的飞。
闻一多自幼有文才。十三岁由故乡湖北考入清华大学前身的清华学校，读完中学及大学课程，西学亦打下根柢。他的爱国情怀强烈，参加过“五四运动”，在美国进修艺术时，与同学组织“大江学会”。奉行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回国后从事艺术教育，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丰富的诗作使他成为名诗人。抗战初起，他与清华、北大、南开的学生由湖南徒步跋涉到云南新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文学院。研究《楚辞》颇有成就。战时昆明，教授生活清苦，闻一多有子女五人，薪水之外刻印补助生活所需。日军的轰炸，民生的困顿和中共对知识份子的积极渗透，使闻一多自一九四四年起，由阅读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开始研究共产党制度，地下党的朋友劝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民主运动。《闻一多》 （作者闻立鹏、张同霞，为闻一多之子、媳）书中提及。他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迎接新的斗争生活。他的老朋友罗隆基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
闻一多开始写文章、演讲，激烈批评、攻击政府及一切保守的传统，如骂钱穆等为冥顽不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一场追悼李公朴殉难的纪念会后的下午，闻一多被暗杀，留下五个未成年孩子。
闻一多之死成了全国学潮的策动力量，对延安的中共而言，他的助力胜过千军万马。对于中国的命运更有长远的影响。因为他所影响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更值得文化史学者的研究，但是在目前两岸的学术界，尚少见有超脱自身范围的回顾与前瞻。
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我常想闻一多到四十五岁才读共产制度（不是主义）的书，就相信推翻国民党政权换了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那两年激烈的改朝换代的言论怎么可能出自一个中年教授的冷静判断？而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闻一多》一书记载，他的遗物中有一枚没有完成的石质印章，印面写着“其愚不可及”!无论怎么诠释，说是他在生死关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留下这枚“自励章”表白心志，决心以“追屈原、拜伦踪迹的庄严表示”作最后的遗言，正常的读者很难不联想到懊悔与自谴;到底他曾经写了许多情深意明的好诗，深研过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个字，应是先在内心琢磨过它的意义的。虽然，在那狂热的两年中，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未能给他深爱的国和家换来幸福。
一九四五年的中央政府，若在战后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养，以全民凝聚、保乡卫国的态度重建中国，是否可以避免数千万人死于清算斗争、数代人民陷于长期痛苦才能达到“中国站起来了”的境况?
这是多年来我回想在四川、武汉多次被迫参加游行时，内心最大的困惑与悲愤。
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八年血泪坚持奋战得来，但由于原子弹而骤然来临，使政府措手不及，“胜利”二字所带来的期待未能立即实现，前线后方共患难的日子一去不返。自华北开始，共产党在战线后方，以土共和农村宣传的力量急速扩张，对不满现状、充满改革热情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渗透与说服魅力。胜利后三个月，十一月二十九日，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前进”学生，以反对内战、反对美军干涉内政为名发动学潮，有激进分子投手榴弹炸伤学生十三人。造成四人死亡。教授决定罢课，数十人发表告各界书，同情反内战学生，至十二月十七日才复课。
学潮在全国各大学扩散，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大学校园充满了政治动荡与叫嚣，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占据全国，之后的四十年，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成为政治工具，学术传授及专业标准近于切断。
在我所亲身经历的学潮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西南联大的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年）教授。他是著名诗人。其感时之作《死水》和哀悼夭折幼女的葬歌《也许》是当年文艺青年争诵之作，我至今仍能记忆《也许》十六行的全文，仍很受感动：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夜莺不要咳嗽，
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
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
不许清风刷上你的眉，
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
撑一伞松荫庇护你睡。
也许你听这蚯蚓翻泥，
听这小草的根须吸水，
也许你听这般的音乐，
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
那么你先把眼皮闭紧，
我就让你睡，我让你睡
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
我叫纸钱儿缓缓的飞。
闻一多自幼有文才。十三岁由故乡湖北考入清华大学前身的清华学校，读完中学及大学课程，西学亦打下根柢。他的爱国情怀强烈，参加过“五四运动”，在美国进修艺术时，与同学组织“大江学会”。奉行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回国后从事艺术教育，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丰富的诗作使他成为名诗人。抗战初起，他与清华、北大、南开的学生由湖南徒步跋涉到云南新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文学院。研究《楚辞》颇有成就。战时昆明，教授生活清苦，闻一多有子女五人，薪水之外刻印补助生活所需。日军的轰炸，民生的困顿和中共对知识份子的积极渗透，使闻一多自一九四四年起，由阅读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开始研究共产党制度，地下党的朋友劝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民主运动。《闻一多》 （作者闻立鹏、张同霞，为闻一多之子、媳）书中提及。他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迎接新的斗争生活。他的老朋友罗隆基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
闻一多开始写文章、演讲，激烈批评、攻击政府及一切保守的传统，如骂钱穆等为冥顽不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一场追悼李公朴殉难的纪念会后的下午，闻一多被暗杀，留下五个未成年孩子。
闻一多之死成了全国学潮的策动力量，对延安的中共而言，他的助力胜过千军万马。对于中国的命运更有长远的影响。因为他所影响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更值得文化史学者的研究，但是在目前两岸的学术界，尚少见有超脱自身范围的回顾与前瞻。
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我常想闻一多到四十五岁才读共产制度（不是主义）的书，就相信推翻国民党政权换了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那两年激烈的改朝换代的言论怎么可能出自一个中年教授的冷静判断？而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闻一多》一书记载，他的遗物中有一枚没有完成的石质印章，印面写着“其愚不可及”!无论怎么诠释，说是他在生死关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留下这枚“自励章”表白心志，决心以“追屈原、拜伦踪迹的庄严表示”作最后的遗言，正常的读者很难不联想到懊悔与自谴;到底他曾经写了许多情深意明的好诗，深研过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个字，应是先在内心琢磨过它的意义的。虽然，在那狂热的两年中，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未能给他深爱的国和家换来幸福。
一九四五年的中央政府，若在战后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养，以全民凝聚、保乡卫国的态度重建中国，是否可以避免数千万人死于清算斗争、数代人民陷于长期痛苦才能达到“中国站起来了”的境况?
这是多年来我回想在四川、武汉多次被迫参加游行时，内心最大的困惑与悲愤。
5、最后的乐山
在这个喜忧无界，现实混乱的十一月，布道家计志文牧师应卫理公会内地会之邀到乐山来。他劝我受洗，定下心来走更长的路，也可以保持灵魂的清醒。他的布道会既以武大师生为主要对象，所讲内容的知识和精神层次颇高。未引起或左或右的政治嘲讽。那几天，他常常用江浙国语带头唱赞美诗，其中有一首，我比较不熟悉的，一再重复一句副歌，“求主将我洗，使我拔草呼吸。”那时的教会并没有大众使用的圣诗本。我在南开中学长大，听惯了带天津腔的“标准”国语（他们有时笑我的东北口音），心里想，大约是如同我坐在河岸，心灵随自然脉动而舒畅呼吸吧。后来到了上海。有人赠我一本《普天颂赞》，才知道原来是“白超乎雪”，喻洗礼使人洁净之意。但“拔草呼吸”的初感仍较难忘。
这一年的圣诞前夕，教会的美籍韩牧师请一些教友学生去他家共度佳节，晚餐后安排余兴节目，其中一项是由男女生各抽一签，同一数目的两人一组，共同回答已写好的一些问题，竞赛答对的冠军。写答案的时候，为了保密，须用一件唱诗班穿的袍子盖住两人上半身，商量好了，写出来再从袍子里拿出来。我抽到和电机系四年级的俞君一组。他领了一件袍子走过来找我的时候，我心中有一阵从未经验过的紧张与兴奋。
记得刚到乐山那年冬天，对一切尚懵然不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余宪逸、翟一我、冯家碌、鲁巧珍的宿舍窗前，看着音乐会散场后男生举着火把经过自塔街回工学院的第六宿舍。近百人在石头路上快乐地喧哗呼应，中段有一大群人唱着当晚节目中的歌，这时，学姐们指着一个高高的漂亮男生说，“啊，看看，俞XX走过来了，，”
他正在唱《茶花女》中的（饮酒歌），那充满自信的男中音，渐渐凌驾众声，由街上行近窗下，又渐渐远去。我可以清楚地看出窗内学姐的欣赏与倾慕之情。此后两年，这名字在女生宿舍很响亮。
如今，我和这样一个“陌生人”并肩罩在一件袍子下面，悄声商量机密，简直罗曼蒂克得令我窒息!更何况第一个题目我就答不出来，问的是写出西方最重要的三个古典作曲家，第二个是写出最重要的指挥家。在黑暗中，他写了六个名字。接下来问几个《圣经》中的故事、神话的名字，我全不知道，只答出了《简爱》男主角的名字作一点点贡献，那种羞愧即使有袍中黑暗遮盖，仍可列为平生十大恨事之一。当晚我们得份最高，其实全是他赢得的。种种冲激之外，这样的“聚首”奇缘，让我看到了我二十年生命之外又一个世界。
南开中学的音乐教育在当年是比校好的，我们的歌咏团名闻后方，“One HUndred and OneSOngs”，我们几乎用原文唱了一半：抗战歌曲更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我没有读过音乐史，课内和课外都没有。南开和《时与潮》社的收音机只播战情、政
论，没有播系统性的音乐节目。
俞君是抗战中期，不愿受日本教育，辗转由上海到后方来的沦陷区学生。和他同时分发到武大的还有姚关福和苏渔溪。我大学毕业时，姚关福自上海寄赠我一大本《莎士比亚全集》，至今仍在我书架上，苏渔溪后来也成为我的朋友，胜利初期死于政治斗争。他们在上海受很好的教育，西方文化艺术知识丰富，是我的益友。俞君的男中音是经过名师训练的，他的父亲曾是上海圣公会的主教，当时已去世。
新年元旦黄昏，他突然现身女生宿舍（据说以前没来站过），由老姚的宣告把我“喊”下来，交给我一本英文的《伟大作曲家》 ，祝我新年快乐。又说，考完了，我来找你好不好?我刚点点头，他立刻迈着大步走出大门（后来他说很多眼睛看他，很令人紧张）。
放寒假时，他来邀我到浸信会的草坡上走了几圈，我俩二十年的人生其实非常不同：他讲上海沦入日本手中后的变化，我叙述南开中学的爱国教育和重庆跑警报的情况……。他说寒假要到成都去看他二姐，她大学毕业和他一起来四川，在成都的美军顾间团工作，很喜欢文学。
那年二月底，开学不久，远在乐山的武大也响应了全国大、中学生爱国大游行，抗议“雅尔塔秘密协议”，要求俄军退出东北，追悼张莘夫。
张莘夫是工程专家，原为我父东北地下抗日同志。胜利后被派由重庆回辽宁接收全国最大的抚顺煤矿，一月十六日赴沈阳途中，被共军由火车上绑至雪地，同行八人全被残杀。俄共迅速拆迁东北大型工厂的机器，每迁出一地即协助中共军队进驻。这是继去年十一月底响应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发动的反对内战、反对美军干涉内政为名的游行后，第二次全国性学潮。同学中政治立场鲜明的，积极组织活动，口号充满强烈的对立。游行的队伍挤塞在一九三九年大轰炸后仍未修建的残破道路上，路窄得各种旗帜都飘不起来，只听见喊至嘶哑的各种口号，“打倒……打倒：
万岁，……．！！!”自此以后，隔不了多久就有游行。只是换了打倒的对象，除了经常有的“中华民国万岁”之外，还有别的万岁，每次换换即是。
我参加了张莘夫追悼游行，因为他是我父亲多年的抗日同志，他们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在战争中长大。但是我既未参加游行筹备工作，又未在游行中有任何声音，只尽量跟上队伍，表达真正哀悼诚意，但是从白塔街走到玉堂街就被挤到路边了。后来我自己明白，原来我不属于任何政治阵营，如果我不积极参与活动，永远是被挤到路边的那种人。如果我敢于在任何集会中站起来说，“我们现在该先把书读好”，立刻会被种种不同罪名踩死，所以我本能地选择了一个轻一点的罪名，“醉生梦死”。
半世纪后，隔着台湾海峡回首望见那美丽三江汇流的古城，我那些衣衫槛褛、长年只靠政府公费伙食而营养不良的同学力竭声嘶喊口号的样子，他们对国家积弱、多年离乱命运的愤怒，全都爆发在那些集会游行、无休止的学潮中，最终拖塌了抗战的政府，欢迎共党来“解放”。他们的欣喜。事实上，短暂如露珠。开放探亲去大陆回来的同学说，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从前移民，出外流亡的人多因生活灾荒所迫，挑着担子，一家或一口去垦荒，希望是落户。而我们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却因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聚散飘泊或淹没。五十年后我回北京与班友重聚，当年八十多个女同学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一九五0年后，进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
在游行队伍中被挤到路边的时候，我与原来勾着手臂一起走的室友也冲散了，我像个逃兵似地背靠着街墙往回走。
这时，隔着举臂吶喊的队伍，我看到了俞君。他站在水西门石墙的转角，穿着一件灰黑色大衣，脸上有一点狮身人面的表情，望着我。
队伍过完了，他走过街来说，“你也参加游行啊!”我说，“张莘夫伯伯是我父母的好友。多年来一起做地下抗日工作，我应该来参加这场游行，实际地哀悼。”他说他的父亲在心脏病发突然去世之前，一直希望他们到自由国土来受教育，不要留在被日本占领、控制的上海。但是在这里，政治活动无论左右都没有找他，他们大约想，从上海来的人只是英文好会唱歌吧。
当游行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仍然从女生宿舍走到文庙去看看，有时有布告，有时没有。课室、走廊寥寥落落地站着些人，有时老师挟著书来了，学生不够;有时学生坐得半满，老师没有来，所以一半的时间没有上课。全校弥漫敀迷茫的气氛。
期待多年，生死挣扎得来的胜利，却连半年的快乐都没享受到。
在这个喜忧无界，现实混乱的十一月，布道家计志文牧师应卫理公会内地会之邀到乐山来。他劝我受洗，定下心来走更长的路，也可以保持灵魂的清醒。他的布道会既以武大师生为主要对象，所讲内容的知识和精神层次颇高。未引起或左或右的政治嘲讽。那几天，他常常用江浙国语带头唱赞美诗，其中有一首，我比较不熟悉的，一再重复一句副歌，“求主将我洗，使我拔草呼吸。”那时的教会并没有大众使用的圣诗本。我在南开中学长大，听惯了带天津腔的“标准”国语（他们有时笑我的东北口音），心里想，大约是如同我坐在河岸，心灵随自然脉动而舒畅呼吸吧。后来到了上海。有人赠我一本《普天颂赞》，才知道原来是“白超乎雪”，喻洗礼使人洁净之意。但“拔草呼吸”的初感仍较难忘。
这一年的圣诞前夕，教会的美籍韩牧师请一些教友学生去他家共度佳节，晚餐后安排余兴节目，其中一项是由男女生各抽一签，同一数目的两人一组，共同回答已写好的一些问题，竞赛答对的冠军。写答案的时候，为了保密，须用一件唱诗班穿的袍子盖住两人上半身，商量好了，写出来再从袍子里拿出来。我抽到和电机系四年级的俞君一组。他领了一件袍子走过来找我的时候，我心中有一阵从未经验过的紧张与兴奋。
记得刚到乐山那年冬天，对一切尚懵然不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余宪逸、翟一我、冯家碌、鲁巧珍的宿舍窗前，看着音乐会散场后男生举着火把经过自塔街回工学院的第六宿舍。近百人在石头路上快乐地喧哗呼应，中段有一大群人唱着当晚节目中的歌，这时，学姐们指着一个高高的漂亮男生说，“啊，看看，俞XX走过来了，，”
他正在唱《茶花女》中的（饮酒歌），那充满自信的男中音，渐渐凌驾众声，由街上行近窗下，又渐渐远去。我可以清楚地看出窗内学姐的欣赏与倾慕之情。此后两年，这名字在女生宿舍很响亮。
如今，我和这样一个“陌生人”并肩罩在一件袍子下面，悄声商量机密，简直罗曼蒂克得令我窒息!更何况第一个题目我就答不出来，问的是写出西方最重要的三个古典作曲家，第二个是写出最重要的指挥家。在黑暗中，他写了六个名字。接下来问几个《圣经》中的故事、神话的名字，我全不知道，只答出了《简爱》男主角的名字作一点点贡献，那种羞愧即使有袍中黑暗遮盖，仍可列为平生十大恨事之一。当晚我们得份最高，其实全是他赢得的。种种冲激之外，这样的“聚首”奇缘，让我看到了我二十年生命之外又一个世界。
南开中学的音乐教育在当年是比校好的，我们的歌咏团名闻后方，“One HUndred and OneSOngs”，我们几乎用原文唱了一半：抗战歌曲更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我没有读过音乐史，课内和课外都没有。南开和《时与潮》社的收音机只播战情、政
论，没有播系统性的音乐节目。
俞君是抗战中期，不愿受日本教育，辗转由上海到后方来的沦陷区学生。和他同时分发到武大的还有姚关福和苏渔溪。我大学毕业时，姚关福自上海寄赠我一大本《莎士比亚全集》，至今仍在我书架上，苏渔溪后来也成为我的朋友，胜利初期死于政治斗争。他们在上海受很好的教育，西方文化艺术知识丰富，是我的益友。俞君的男中音是经过名师训练的，他的父亲曾是上海圣公会的主教，当时已去世。
新年元旦黄昏，他突然现身女生宿舍（据说以前没来站过），由老姚的宣告把我“喊”下来，交给我一本英文的《伟大作曲家》 ，祝我新年快乐。又说，考完了，我来找你好不好?我刚点点头，他立刻迈着大步走出大门（后来他说很多眼睛看他，很令人紧张）。
放寒假时，他来邀我到浸信会的草坡上走了几圈，我俩二十年的人生其实非常不同：他讲上海沦入日本手中后的变化，我叙述南开中学的爱国教育和重庆跑警报的情况……。他说寒假要到成都去看他二姐，她大学毕业和他一起来四川，在成都的美军顾间团工作，很喜欢文学。
那年二月底，开学不久，远在乐山的武大也响应了全国大、中学生爱国大游行，抗议“雅尔塔秘密协议”，要求俄军退出东北，追悼张莘夫。
张莘夫是工程专家，原为我父东北地下抗日同志。胜利后被派由重庆回辽宁接收全国最大的抚顺煤矿，一月十六日赴沈阳途中，被共军由火车上绑至雪地，同行八人全被残杀。俄共迅速拆迁东北大型工厂的机器，每迁出一地即协助中共军队进驻。这是继去年十一月底响应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发动的反对内战、反对美军干涉内政为名的游行后，第二次全国性学潮。同学中政治立场鲜明的，积极组织活动，口号充满强烈的对立。游行的队伍挤塞在一九三九年大轰炸后仍未修建的残破道路上，路窄得各种旗帜都飘不起来，只听见喊至嘶哑的各种口号，“打倒……打倒：
万岁，……．！！!”自此以后，隔不了多久就有游行。只是换了打倒的对象，除了经常有的“中华民国万岁”之外，还有别的万岁，每次换换即是。
我参加了张莘夫追悼游行，因为他是我父亲多年的抗日同志，他们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在战争中长大。但是我既未参加游行筹备工作，又未在游行中有任何声音，只尽量跟上队伍，表达真正哀悼诚意，但是从白塔街走到玉堂街就被挤到路边了。后来我自己明白，原来我不属于任何政治阵营，如果我不积极参与活动，永远是被挤到路边的那种人。如果我敢于在任何集会中站起来说，“我们现在该先把书读好”，立刻会被种种不同罪名踩死，所以我本能地选择了一个轻一点的罪名，“醉生梦死”。
半世纪后，隔着台湾海峡回首望见那美丽三江汇流的古城，我那些衣衫槛褛、长年只靠政府公费伙食而营养不良的同学力竭声嘶喊口号的样子，他们对国家积弱、多年离乱命运的愤怒，全都爆发在那些集会游行、无休止的学潮中，最终拖塌了抗战的政府，欢迎共党来“解放”。他们的欣喜。事实上，短暂如露珠。开放探亲去大陆回来的同学说，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从前移民，出外流亡的人多因生活灾荒所迫，挑着担子，一家或一口去垦荒，希望是落户。而我们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却因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聚散飘泊或淹没。五十年后我回北京与班友重聚，当年八十多个女同学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一九五0年后，进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
在游行队伍中被挤到路边的时候，我与原来勾着手臂一起走的室友也冲散了，我像个逃兵似地背靠着街墙往回走。
这时，隔着举臂吶喊的队伍，我看到了俞君。他站在水西门石墙的转角，穿着一件灰黑色大衣，脸上有一点狮身人面的表情，望着我。
队伍过完了，他走过街来说，“你也参加游行啊!”我说，“张莘夫伯伯是我父母的好友。多年来一起做地下抗日工作，我应该来参加这场游行，实际地哀悼。”他说他的父亲在心脏病发突然去世之前，一直希望他们到自由国土来受教育，不要留在被日本占领、控制的上海。但是在这里，政治活动无论左右都没有找他，他们大约想，从上海来的人只是英文好会唱歌吧。
当游行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仍然从女生宿舍走到文庙去看看，有时有布告，有时没有。课室、走廊寥寥落落地站着些人，有时老师挟著书来了，学生不够;有时学生坐得半满，老师没有来，所以一半的时间没有上课。全校弥漫敀迷茫的气氛。
期待多年，生死挣扎得来的胜利，却连半年的快乐都没享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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