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巨流河(全)

来源: flyer 于 2014-03-02 wencuecity

齐邦媛，1924年出生于辽宁铁岭。当时的东北，军阀割据，列强环伺，兵荒马乱，战争­频仍。她的祖父齐鹏大在奉军中做官，一辈子对张作霖忠心耿耿。父亲齐世英是独子，留学­日本和德国的菁英，满腔救国救民热血，甚得郭松龄欣赏，受邀参与东北兴学的重责大任。­烽火烧得炙热，齐邦媛进入由现代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南开南开，愈难愈开」­，读书成了青年支撑国富民强的集体使命，幼时结识的兄长张大飞则成了稳定的笔友，精神­的寄託。从小多愁善感德的齐邦媛，形容迈入青春期的自己：「在生命的清晨融合出我这样­一个人，如现代诗人覃子豪「金色面具」的诗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巨流河
书籍简介：
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
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
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纪
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
巨流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被称为辽宁百姓的“母亲河”。
南滨渤海与黄海，西南与内蒙内陆河、河北海滦河流域相邻，北与松花江流域相连。
这条河古代称句骊河，现在称辽河，清代称巨流河。
　　影响中国命运的“巨流河之役”，发生在民国十四年，当地淳朴百姓们仍沿用着清代巨流河之名。
　　本书的记述，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民国初年的留德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维新派，毕生憾恨围绕着巨流河功败垂成的一战， 渡不过的巨流像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困冻于此，从此开始了东北终至波及整个中国的近代苦难。
　　作者的一生，正是整个二十世纪颠沛流离的缩影。
　　本书呕心沥血四年完成，作者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玑的笔力，记述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
　　献给──所有为国家献身的人。
第一章 歌声中的故乡
歌声中的故乡-楔子
　　二十世纪来临的前一年，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东北辽河流域相距二十里的乡村。他们所继承的丰饶大草原，本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豪迈牧者的原乡，但是两千年的中国史，几乎全是这大草原的征战史。自汉唐盛世，成就了多少汉族英雄人物；而蒙古人和满族人，也曾策马中原，建立了前后四百多年的元、清两朝。齐家是自山西太原府来的汉人，定居在辽宁省的铁岭县，我家庄院范家屯距清朝“龙兴之地”赫图阿拉很近，距沈阳一小时车程。我童年在祖母身边曾听长辈说，长城修到铁岭就停了；十七世纪，清朝进了北京以后，康熙皇帝下诏不再修长城。自秦到汉、唐、宋、明，边患未断，明末，满族大军长驱直入，长城延袤数千里，何能阻挡？
　　到了清末民初，东三省一百二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大草原已确属中国版图，可是内忧外患，国势日弱，引来接壤数千里的俄国边患和日本的侵略。她土地资源的丰饶，使她成为灾难之地，但是大草原上世世代代骑射千里的倔强灵魂却也无人能够征服。
　　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幼年听母亲幽怨地唱〈苏武牧羊〉，二十年后，到了万里外没有雪地冰天的亚热带台湾，在距南回归线只有百里的台中，她竟然在我儿子摇篮旁唱：“……苏武牧羊北海边……”。我说：“妈，你可不可以唱点别的？”她有时就唱〈孟姜女〉。她说自从十九岁嫁到齐家，一个月后丈夫出去读书，只曾在暑假中回家几次，回国后参加革命，放逐流亡，不能还乡。她守着幼小儿女，和苏武当年盼望小羊长大再生小羊一样，支撑几乎无望的等待。直到三十岁她才出了山海关，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终得一家团聚。从此，随夫越走越远离家乡。除了〈苏武牧羊〉，她从没有唱过一首真正的摇篮曲。
　　我生长到二十岁之前，曾从辽河到长江，溯岷江到大渡河，抗战八年，我的故乡仍在歌声里。从东、西、南、北各省战区来的人，奔往战时首都重庆，颠沛流离在泥泞道上，炮火炸弹之下，都在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故乡是什么样子呢？“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的时候，每个人心中想的是自己家乡的永定河、黄河、汉水、淮河、赣江、湘江、桂江、宜江，说不尽的美好江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好像流在我的心上。”
　　我的一家，永远未能还乡。


歌声中的故乡-1、生命之初
　　我生于一九二四年元宵节，在家乡辽宁，这时经常是摄氏零下二、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气。我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所以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出生后体弱多病，快满周岁时，有一天发烧，高烧不退，气若游丝，马上就要断气的样子。我母亲坐在东北引用灶火余温的炕上，抱着我不肯放。一位来家里过节的亲戚对她说：“这个ㄚ头已经死了，差不多没气了，你抱着她干什么？把她放开吧！”我母亲就是不放，一直哭。那时已过了午夜，我祖母说：“好，叫一个长工，骑马到镇上，找个能骑马的大夫，看能不能救回这ㄚ头的命？”这个长工到了大概是十华里外的镇上，居然找到一位医生，能骑马，也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到我们村庄里来。他进了庄院，我这条命就拣回来了。母亲抱着不肯松手的死孩子，变成一个活孩子，一生充满了生命力。
　　在那个时代，初生婴儿的死亡率据统计是百分之四十左右，我那样的生命很像风中的一盏小油灯，母亲的呵护，还有命中这些“贵人”围成灯罩似地为它挡风，使它不致熄灭。
　　不久，这位医生又到我们村庄来医病。母亲抱我去看他，说：“这孩子是您救回来的，她爸爸在德国念书，还没有给她取名字，您给她取个名字，纪念这个缘分吧！”这位医生为我取名“邦媛”，在我生命之初，给了我双重的祝福。
　　我长大后知道此名源出《诗经》〈君子偕老〉：“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前几年有位读者寄给我一页影印自宋朝范成大《明湖文集》的文章，居然有一段：“齐邦媛，贤德女子……。”我竟然与数百年前的贤德女子同名同姓，何等荣幸又惶恐！在新世界的家庭与事业间挣扎奋斗半生的我，时常想起山村故乡的那位医生，真希望他知道，我曾努力，不辜负他在那个女子命如草芥的时代所给我的慷慨祝福。
2、铁岭齐家
　　我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两岁时曾惊鸿一瞥看到父亲，风雪夜归，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隔了一天，我祖母、母亲带着哥哥和我，逃到一个比我们村庄还小的小村子亲戚家躲了一些时日，因为张作霖的军队在搜捕参加郭松龄兵变的齐世英，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杀掉。而我在那儿却每到天黑就哭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使得她们加倍困苦，又怕连累别人，只好回家，听天由命。
　　 铁岭齐家，在十八世纪初由山西徐沟县（现并入太原市）到奉天（沈阳）任职文官开始到落户，到我父亲是第八代。庄院位在范家屯西边的小西山，距离中东铁路的乱石山站大约五里，家产约有四百晌（东北话读作“天”）田地（一晌约十亩），在当地算是中等大户。
　　 我祖父齐鹏大，共有四兄弟。少年时，他不愿在乡下守着家产做“庄稼人”，跑去读军校，出身保定老速成学堂。之后在张作霖的奉军里由营长作起，又从团长升为旅长，二十多年对张大帅忠心耿耿。我父亲是他的独子，留学德国回家，满脑子救国救民的新思想，竟参加郭松龄反张作霖的革命行动，从天津挥兵出山海关到兵败，只有一个月。那时我祖父驻防河北保定，并不知情，奉军上下认为张大帅一定会杀我祖父，谁知他居然对部下说，“父一辈，子一辈，不要算那个帐，齐鹏大跟我这么多年，对我没有贰心。他儿子混蛋，留洋念书念胡涂了，但是不要杀他爸爸。”后来我祖父在一次小战役中受了轻伤，染了风寒而死，去世时只有五十岁。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不与日人妥协，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人埋伏炸死，结束了传奇式的军阀时代，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其子张学良继承名号、权势及财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
　　 我的祖母张从周是满族人，十八岁由邻村嫁来齐家，生了一子两女，祖父从军之初她随夫驻防各地，后来因为家产需人照料而回乡定居。祖父母的庄院是祖母独自撑持的家，由她与我母亲，这两个长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带着三个幼儿、二十多个长工，春耕秋收过日子。我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后院的小黄瓜、黑浆果……，冬天到结冰的小河上打滑溜，至今印象清晰。祖母是位雍容大度、温和仁厚的人，对我母亲——她独生子的媳妇，充满了同情与怜惜。但是在那个时代，她也是由媳妇熬成婆的，她知道哪些规矩不能改变，所以虽然她对媳妇好，绝不找麻烦，对她说话声音也很柔和，但规矩还是规矩，虽然家里有许多长工与佣人，但公婆吃饭时，媳妇必须在旁垂手侍立，这是“有地位人家”的样子。祖母对我最为怜惜，命也是她救的，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害她流了许多眼泪，至今我仍愧疚地记得。
　　 爷爷回家是件大事，那年代官威很大，门口站着四个盒子炮（卫兵）。衣食讲究很多，稍不合他标准就发脾气，全家都似屏息活着，直到他返防驻地才敢喘气。我父亲说祖父也颇有新思想，但太权威，没有人敢和他辩论。我出生不久，爷爷由驻防地回家，看了一眼炕上的棉被包着个小婴儿，他威风凛凛地在大厅上坐下说，“把那个猫崽子ㄚ头给我拿来看看！”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个不必“抱”的不足五斤重的婴儿竟激发了他强烈的保护天性，他下令“谁也不许欺负我这个孙女！”（尤其是我哥哥，他那壮硕的长孙）那虽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齐家人口少，每个孩子都宝贵，这道军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
　　 祖父在军中，四十“寿诞”的礼物是一个二十岁娇弱清秀的侍妾。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时候就把她送回老家。不久，她染肺病死，我祖母很照顾她，把她新生的男孩（取名齐世豪）带大，这个小叔叔和我同年，常常一起玩，经常受我哥哥和堂哥们的戏弄。小叔在我祖母呵护中长大，华北沦入日军手中后，他高中毕业被征参军，有一天穿着日军制服在一个乡镇巷内，被中国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后枪杀。
　　 祖母寂寞抑郁一生，独子十三岁即离家去沈阳、天津、日本、德国读书，只有暑假回来，留学回来又参加革命，从此亡命天涯，一生分离直到她去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她带两个姑姑和小叔到北平去住。她中年后经常卧病在床。我两位姑姑出嫁后原来很好，大姑姑（大排行称“四姑”）齐镜寰，曾随夫石志洪去日本留学，有智慧亦有胆识。一九三三年后，我父亲回北方组织领导地下抗日工作那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前，她曾多次在北平火车站等地掩护地下工作者出入山海关；每次接送人都说是她的表弟，车站的人熟了，曾问她：“你怎么那么多表弟？”其实心中大约也明白，大家都恨日本人，没有人点破，而且她常常抱着小孩子，逢年过节不露痕迹地送礼。在台湾还有几位“表弟”记得她，非常钦佩感念大姑姑。抗日战起，两位姑父因曾参加抗日工作，不能留在沦陷区，都与我家一起去大后方，先后病死重庆，两位姑姑带着七个孩子留在北平，与我祖母同住，尽了一切孝道。祖母因癌症逝世时，只有六十四岁。那是抗战的第一年，我们在南京沦陷前二十天逃到汉口，稍作喘息，又奔往湖南湘乡，住了半年，又千辛万苦地由湘黔公路跋涉数千里到了四川，之后在重庆才辗转得知，那时祖母已去世一年了。我父亲终生深感歉憾。
3、牧草中的哭声
我外祖父裴信丞是汉人，外祖母是蒙古人，住在距我家二十里外的小镇新台子。外祖父是位富绅，家里开了磨坊，田产很多。一九○四年，他陪一位县督学蒋先生到「范家屯小学」视察，对小西山村来的齐氏兄弟齐世长（世英的二堂哥）和齐世英印象深刻：两人立志升学，长大了要报效国家。那天，在修身（公民）课上，他们听见身量瘦小的齐世英问老师，为什么日本人和俄国人（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年）在我的家乡打仗？他小时上私塾时，看到南山头的炮战，俄国人跑了，日本人得胜，停战之前日军曾在我家庄院驻留一两个月，直到我祖父派人回来。几年后，裴家与蒋家托地方上体面人士来提亲；蒋督学的女儿和我二伯父同岁，裴家小姐毓贞与我父亲同龄，在容貌上可说都是俊男美女，家世亦门当户对，双方家长同意就订了婚。那时我父亲与二伯父已去沈阳念中学，没有表示意见的机会。暑假中，我父随家中长辈到新台子镇去，说想看看裴家庄院种的东北稀有的葡萄树，就看到我十四岁的母亲。她对那见过一面的未婚夫印象不错，觉得比嫁给乡下丈夫好太多了，大约有一些美梦，想的只有美好的一面，从此对外面世界也有相当憧憬。

    我父亲自幼年受二伯父的影响最大。二伯父比他大四岁，充满了新思想。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沈阳，他就剪了辫子，九岁的弟弟很羡慕，也自己剪了辫子。他跟着哥哥去总督府前参加请愿开国会，跪了好几个钟头。初中的时候，因为不满学校的课程，两兄弟私自到天津考上英国教会办的新学书院，之后又赴日求学。我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官费，进东京一高，一年后分发到金泽第四高等学校。就在十九岁那年暑假，家中召他回去娶媳妇——祖母生病，家中需人持家。父亲不肯回去，祖父请一位堂叔专程去日本说服他回家，或者是把他捉回家。我父亲一直到老了还跟我们讲，那时若要他结婚，他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要跪拜、不穿红衣、脸不盖红布，他要骑马，不坐轿。第二，他要把娶了的媳妇带到外国，跟他一起读书。如果答应，他就回来；如果不答应，他就不回来，家里都答应了。等他回家，除了让他骑马之外，其他全按老传统办。他一个月后就又去日本。

    我母亲十九岁嫁到齐家之后，十年间没有离开过那座庄院有形和无形的门。我父亲是独子，传统中所有媳妇该做的事她都得做；稍有空暇就得裁制衣服、纳鞋底、绣鞋面，最舒心的是绣枕头，自己画花样。她没有朋友，没有所谓社交，每年能回两次二十里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荡了。在我记忆中，在家乡的母亲，不是垂手站在桌边伺候祖父母吃饭，就是在牧草中哭着。十年间，我父亲曾在暑假回去过四、五次，最多住两、三个月。有一年，我母亲怀孕很想吃樱桃，那时樱桃只在每年七、八月收成一次，在乡下就有挑担子的小贩，从镇上到各乡村兜售。有一天小贩来到村子口，我那二十一岁的父亲就跑到村口去买，没袋子装，就用长袍的大襟兜着樱桃回来。那一兜樱桃，从村口走到庄院，九年中支撑她许多孤寂的岁月。

    这一年，他从日本回家过暑假，说毓贞这名字俗气，为她改名为纯一。

    后来，他从日本直接去了德国，平安家书和照片都是寄给祖父母的，开端写着「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信尾题我母亲的名字，「同此问好」。那时大约不好意思或不敢写所谓情书私信给妻子，两个同龄的人在成长过程走着全然不同的路。女子留在家乡，庄院屋子里是忙不完的家务；灶边烹煮三餐，过年前擦亮上供的器皿，不断的节庆准备，洗不尽的锅、碗，扫不完的塞外风沙……。到了十月，看着长工将大白菜、萝卜放进地窖，一年又将尽。而那十九岁男子，在广大的世界，纵情于书籍、思想，参与青年人的社会、活动……，两个人的路越走越远，她已无从想象他遨游的天空如何宽广深远，两人即使要倾诉情愫，已无共同语言诉说天渊之别的人生经验。

    支持着母亲在孤独等待中活下去的，主要的力量当然是哥哥和我的诞生。好似留下信物或者替身，父亲每年暑假回家，第二年春天我哥哥振一出生，再两年春天生我，三年后我的弟弟振道出生。在人丁稀少的齐家，我们的出生有太大的重要和意义。但是在那个年代，医药落后，幼儿的死亡率很高，我弟弟三岁那年在室内跑跳，双手按上了火炉，带去沈阳治烫伤，住在姑姑家被表妹传染了脑膜炎，十四天后就死了。

    我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实，哭泣自责，渐渐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在传统社会，一个年轻媳妇「没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在夕阳余光中躲到牧草丛中哭泣。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从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雪融之后，她还带着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坟，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坟上痛哭。我记得祖坟四周种了松树，在初春的风中猛烈地摇撼，沿着老坟周围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祖母说是芍药花。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种高贵的娇美，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它在我日后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永不凋谢的，美与悲伤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

    母亲从祖坟回家后，常呆呆地坐在炕沿，双眼茫然看着窗外，连祖母喊她有时都听不见。每年清明上坟之后，大地解冻，生出许多蕨草，有一种名叫「曲末菜」，苦涩鲜嫩，村中女子都去小河对岸荒地挖曲末菜，我当然高兴跟着。到了荒地，看一阵阵人字形的雁群由南方飞回，雁声凄楚。母亲常常站起来，痴望许久，等人都走光了才回家。

4、辞乡
　　有一天早上，我姥爷突然来拜望我祖父母。有人到新台子去，告诉他女儿毓贞前两天在给公婆煮早饭时，失神落魄，手随着柴火伸到柴灶里去，连疼痛都不知道……，她已经失神落魄好久了。而且，还听南京来人说，我父亲与一些时髦的留学生住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有。姥爷终于得到我祖父母同意，允许他送我们母子三人去南京与我父团聚。如果父亲不收留，他再带我们回娘家。我清晰地记得那年秋天，树叶子差不多全掉了，高粱地也收割了，两个长工套上马车，把我们送往五里外的火车站，“乱石山站”——那一带的山石用来供应铺设中东铁路所需的石头。为了上京，我穿了件全家到沈阳做的，红底闪蓝花棉袍，兴奋极了。
　　 马车出了村口不久，路旁就是一排排秃山，乱石嶙峋，一棵树也不长，我就问，“妈，这叫什么山？”已被我各种问题吵了一早晨的她就说，“这叫『鬼哭狼嚎山』”。这个山名加上我母亲的神情，让我牢牢地记着。
　　 如今，她去投奔一个已离家多年的丈夫，牵着两个稚龄儿女，走向数千里外一个全然无法想象的大城；在那里没有家人，连亲戚都没有，心中的惶惑、畏惧，岂不正如进入鬼哭狼嚎的世界？她知道前途未卜，但也绝不愿再回到那已度过十年隔绝孤寂的塞外小村里，过活寡似的生活。我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和观念，其实是得自我那没有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母亲，她把那苍莽大地的自然现象、虎狼豺豹的威胁，和那无法言说的寂寞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给我童年至终身的启发。她的乡野故事有些是温柔的盼望和悲伤，有些充满了人心的悸动。如同鬼哭狼嚎山，毫无修饰、强烈地象征着她那时对南方大城的畏惧，和对自己命运的忧虑。
　　 我童年最清晰的记忆是姥爷牵着我哥哥，妈妈牵着我从沈阳上火车，火车没日没夜地开着，车窗外是无止境的庄稼地，秋收已许久了，黍梗和高粱秆子都刈割净了。除了稀稀落落的防风林，看到天边，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姥爷说，明年三月解冻了才能翻耕。
　　 出了山海关到北平，转津浦铁路到南京，火车走了三天两夜。在下关车站，她透过车窗从火车进站浓郁的白色蒸气里，看到站台上等着的那个英俊自信、双眼有神的陌生男人，正挺拔地站着（直到晚年，他的腰板始终挺直不弯）。蒸气渐散，从车门走下来的则是他十九岁时被迫迎娶的妻子；此时，她脚步迟疑，牵着我的手像榆树落叶那么颤抖，娟秀的脸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悦。到站台上，站在她身旁的是两个穿崭新棉袍的乡下孩子。
　　 姥爷在南京住了十来天，就又坐上火车回关外老家去了，他临走的时候，我妈妈哭得难分难舍。姥爷和姥娘生了四个儿子才生这个女儿，手心里捧着长大，如今他要把她留在南方这举目无亲的人海里了。那些年，妈妈常对哥哥和我说，“你们若是不好好读书，你爸爸就不要我们了。”
　　 我很小就懂得忧愁，睡觉总不安稳。夜里有时醒来，听见隔室爸爸轻声细语地和妈妈说话。他的声音温和沉稳，我就安然入睡。
　　 我到南京不久就被送到附近小学上一年级。刚从东北乡下出来，长得瘦小，人又很土，南京话也听不大懂，第一天上学，只听懂老师说：“不许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撒尿的。”觉得上学很可怕。好不容易，有几个朋友，有一个同学对我表示好感，送了我一块红红绿绿的花橡皮，我在乡下从来没有看见过，好高兴。过了两天，他不知道什么事不高兴，把橡皮要回去了，令我非常伤心。我到今天还记得那块橡皮，所以我开始旅行时，到世界各地都买漂亮橡皮。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是那一年初春雪融的时候，上学必须穿过那条名为“三条巷”的巷子，地上全是泥泞，只有路边有两条干地可以小心行走。我自小好奇，沿路看热闹，那天跟哥哥上学，一不小心就踩到泥里，棉鞋陷在里面，我哥哥怕迟到就打我，我就大哭，这时一辆汽车开过来停下，里面坐着我的父亲，他叫司机出来把我的鞋从泥里拔出来给我穿上，他们就开车走了。晚上回家他说，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公务信纸有机关头衔的，我们也绝不可用。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小孩子不可以养成炫耀的心理。
　　 在我第一次挨打（似乎也是仅有的一次）之后，他也是用同样的语气告诉六岁的我，这里不是可以满山遍野跑的乡下，城市公园的花是不能摘的，摘了更不能一再撒谎，“我打你是要你记得”。这最初的印象，使我一生很少说谎。即使要跟人家说一点善意的谎话，都很有罪过感。
5、渡不过的巨流河

在我记忆中，我的父亲齐世英一生都是位温和的君子。他说那实在是他理想的开始，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

他少年时曾跟祖母到祖父的军队驻防地住过，体验过军营生活，也看到许多北方的乡村，深深感到一般国民知识的闭塞，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几乎全然无知，在纯朴的美德后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他十五岁到天津上新学书院那三年，受的是英国式教育，要养成彬彬有礼的绅士。在天津他经常听到“关里人”对张作霖奉军粗鲁的嘲笑。新学书院每日如升旗典礼一样，有读基督教《圣经》的早课，虽未强迫学生皈依，却引领他开始思索心灵问题，人生在世意义为何?

十八岁考取官费到日本读书，更进一步认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国民普遍的教养是清洁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讲究温恭的礼节，鼓励知识的追求。对国家有强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么小，却已成为亚洲强国。

他进入东京一高预科读好日文，一年后分发至日本中部面对日本海、十六世纪后有“加贺百万石”之称、有精致艺术文化传统的金泽第四高等学校（日本当时全国只有八所高等学校）理科。该校各项功课皆强，且注重语文教育，除日文外，每周英文、德文各八小时，他在此三年，打好一生阅读的扎实基础。最初常去教会，读些基督教的书，但无法感到满足，进而读哲学书籍。当时有一位影响他很大的老师西田几多郎，本在金泽四高任教，后来到京都帝大教哲学，引导他阅读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尤其是河上肇《贫乏物语》等，让他深感社会充满种种不平。由于没那么多钱买书，他和书店约好，把书买回来以后，不要弄脏，看完后送回书店可以拿回八折的钱再买别的书。金泽多雨，冬天积雪甚深，常能闭户读书，日积月累，他由一个聪明好动的少年，长成一个深思耽读的青年。

二十二岁，他追随堂兄的脚步，到德国柏林留学，读哲学经济系，认真地念了马克斯的《资本论》和不少社会主义论著。但觉得心中许多不能解的疑问，终极思考的基础不能建立，颇感傍徨。那时德国刚刚战败，通货膨胀，中、日银洋都很值钱，他与同学们生活可称优裕，常在一起玩乐，多了一些认识德国社会的机会，却耽误了读书的时间。下学期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受教于历史哲学派大师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和阿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是已故马克思．韦伯（MaxWeber)之弟），既是慕名而去，便全心倾听，也常在课余发问。历史哲学派由政治经济的思想更分析人生现象，在研究过程阐明理性思考之必要，也提醒他区域现实的不同，不可以冲动热情地强以理论（如《资本论》）套在大政策上。——这对他是一生的启发，使他坚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拯救积弱的中国，而不是激动热情的群众运动。不择手段只达目的的阶级革命，留下的社会、文化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解决，才能弥补。

那两年时光，课后过了桥，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是一生仅有的幸福时光。春日河水激流常令他想到辽河解冻的浊流。青年壮志也常汹涌难抑，他记起五岁那年，穿了一双新棉鞋，走在辽河岸上，围绕着妈妈，揽生局采烈地又跑又跳的情景  有个声音在他心中呼唤:回去办教育，我美丽苍茫的故乡啊!我一定要拚命练好一身本事，用最理性的方式回去办教育……我今日所学所知，终有一天会让我报答你养育乏恩。

他一生第一个大挫折是堂兄因肺结核逝世于德国南部的Freiburg，最初尚隐瞒一阵，但不久伯祖父在家乡去世。儿子为何不能奔丧?只好捧着他的骨灰回家。回到沈阳，家中坚决不许他再出去，追求学问的梦至此中断，那一年他二十五岁。丧事结束后，他离开庄院又回到沈阳城，想另寻途径，再走进修之路。在那时代的沈阳，一个官费留学生从德国归来，是件很受重视的事。他父亲在奉天武备学堂的同学好友郭松龄将军。认为他住在旅馆不方便，邀他搬到郭家。塞外一月，冰雪封途，最适作长夜之谈，两人谈地方事，国事到天下事，无所不谈。郭将军敬重的客人来访亦常邀他聚谈，归国青年得以宏观知家乡处境，他在日本和德国所见，亦引听者极大兴趣。尤其谈到德国在第一次大战败后，经济几近崩溃，民间生活艰苦，但人民处处流露民族的自尊，和走出困境的坚定意志。他们石头建基的老楼旧厦，廊柱依然修整，门前路树，石砌街巷，有文化根基深厚的稳定感。而东北当时在日俄觊觎下已处危境，参加军阀混战有何意义？中国的老百姓，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够的教育，走出浑浑噩噩受人摆布的境地？——他不知道，这些大家充满强烈愤慨和改革使命感的雪夜长谈，因缘际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自古以来，塞外传奇人物，都是绕勇善战的骑射英雄，保住江山，进而生聚教育。郭松龄将军，晚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生于辽宁乡渔樵寨村。家贫，十五岁就读私垫数年，进奉天武备学堂，毕业后随朱庆澜（一八七四~一九四一年）军入川，在四川新军加入同盟会。三十三岁由陆军大学毕业后，由己任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的推荐，在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担任警卫军及韶关讲武堂教官。他有学识，有见解，讲课时督促青年成为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辛亥革命后全国军政混乱，他在军中由北至南尝遍了国家动荡之苦，对局势具有宽阔的视野，回到新创办的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当时奉军少帅张学良是他的学生，对郭教官极为佩服，邀他加入奉军，改革军队成立新军，凡事倾诚合作。两次直奉战争中，郭军以战力战术皆立战功。但是进关参战，意义何在?故乡沃野千里，农耕缺人，而青年官兵伤亡异乡，遗族处境悲惨，实在应停止征战，教育生息。

在由欧洲回国的青年人眼中，新军的理念是很有吸引力的。那时的郭将军已是新军领袖，地位显赫，仪表堂堂，凡事能决能行。郭夫人韩淑英女士，燕京大学毕业，伉俪情深，两人皆好读书，接受新思想，交友、谈话多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郭将军与张学良等原已筹备成立一所中学，教育军人遗族子女，以尽袍泽之情，名为“同泽中学”。知我父亲回国后志在办教育，培育家乡青年新思想，便派他出任校长，参酌英、德、日本学校制订规章，奠定良好基础，延请各地优良师资。在伪满洲国之前，同泽中学未受政局影响，一直办得很好，之后还加办“同泽女子中学”。同时也筹划办一所真正研究学问的大学，不受当权者支配，不以培养官员为目的。

同泽中学成立，校舍尚未兴建完成时，先借用沈阳城东山咀子军营一部份新修的营房，其余的由军官教育班使用。那一年夏天先招考了三班十四岁以下的学生（到台湾后曾任海军总司令的宋长志即是那时的学生）。这样的有远景的工作，真是一个青春梦的实现……年轻的校长兴高采烈地忙碌工作，师资、课程、学生的教导……要全心去做。东山咀子营房距沈阳约二十里，有修建营房用的小火车进城，他的心情真似那小火车头一样，充满了勇往直前的干劲。

这样快乐的日子不到一年即告终止。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旬一天晚上，郭将军电话召他立刻进城面谈，那时小火车车头已经熄火，商量之后，再升火，把他送到城内。郭将军说奉命又须率兵进关，先到天津，邀他随军前往，校务请教务主任代理一下，第二天即须出发。到天津后数日，郭将军住进意大利祖界的义国医院，对他说，此次入关，要对抗二次奉直战后，孙传芳召集的五省联军，巩固奉军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的地盘。郭军是常胜军，但是他早已厌倦这种穷兵黯武的政策，官兵伤亡惨重，不知为何而战。进驻天津后，他即邀集核心干部，团长以上军官开会，愿随他回师者，在和平开发东北方案上签字，不愿者，留在天津李景林部队。除了几位追随张作霖多年，不便参与“造反”的将领外，大家都签了名。

郭将军邀请我父亲负责回师时争取国际支持，首先须取得日本驻在满洲铁路的军队保持中立。在天津参加的还有几位关内的政界名人。如饶汉祥（曾任黎元洪的秘书长）、殷汝耕、高惜冰、杨梦周、苏上达、樊光、林长民（林徽音之父）和卢春芳等。已允出任外交处长的王正廷尚未到任（后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先由齐世英代理外交事务主任。大家对郭军回师沈阳，不去参加军阀内战的革新理想很有信心。回师前夕，郭将军对大家说，“此事成功固好，若失败则大家皆须亡命。”

十一月二十二日，郭将军挥师前往河北湾州，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将军政权交给张学良。电文内容是：进关参战官兵伤亡惨重，遗族无依，民生困苦。日俄对东北侵略日亟，必须休养生息，储备实力以御外侮，永远不再参加内战。振兴教育，全力建设资源富甲全国的家乡。张作霖接电后，次日来电报，不提息战下野要求，只邀郭将军回沈面谈。摆明是鸿门宴。郭军隔一日再由湾州发出第二次通电，未见回复，即开拔前往攻打。出了山海关，由秦皇岛北上，沿海岸线打到连山，遇到百年不遇的大风雪，温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度，海面封冻，人马可行。当夜郭军前锋第二军，由海面穿过突袭张作霖守军，夺下葫芦岛，三天后进驻锦州。消息传到沈阳，全城震动，张大师紧急动员数十辆大卡车满载元师府聚敛的财物，运往满洲铁路的日本事务所仓库存放，往返十多次才运完。大师府四周堆满木柴和大汽油桶准备逃离时将帅府烧掉，省议会、各总商会等联名致电郭将军进城后，“我公要求、目的、前途决可达到……务望暂时停止军事活动。”。——此时奉军与日本沿满铁驻军达成牵制郭军的协议，并且急调吉林黑龙江的驻军来助，在巨流河东岸布阵迎战。郭军十二月二十日攻占新民市，在目流河西岸备战，前锋部队已可看到沈阳灯火，只待主力部队到新民市即将强行渡河。但是长途行军，风雪严寒，冬衣补给不够，到锦州休养数日，给张军调兵时间。此一延迟也给了对方许多渗透分化的机会，困难增加，军心复杂，绕勇善战的郭军，在对方喊话:“吃张家饭，不打张家人!”时士气动摇。臣流河对峙三日，原可一鼓作气渡河，已打到距奉军总指挥部仅十华里的兴隆堡，但在关键时刻，郭军射出的炮弹却因有人卸了引信而没有爆炸。二十四日清晨，郭军参谋长邹作华等三人已成奉军内应，逼迫郭将军投降，且发出请降通电。

郭将军率卫队二百余人离开新民，如骑快马，轻易可以脱险，另求再起，但是郭夫人及文人饶汉群等人不会骑马，郭不忍独自逃生，同坐马车往南走，被对方骑马追上，奉命就地枪决，以免生变。

临刑前，郭松龄遗言:“吾倡大义。除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

郭妻韩淑秀说:“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郭松龄四十二岁，韩淑秀三十六岁。尸首运回沈阳市，在小河沿广场，曝尸三日。始准家人收殓。

郭氏夫妇的尸体曝放在小河沿的大广场上，基督圣诞之日，上天降雪，覆盖了冰封土地上的尸身，成了最洁净和平的棺梆，没有人敢去祭拜，遥远哭泣的亲友流下的眼泪也立刻冻结成冰。

参加郭军倒戈的人原都难逃一死，但是与张作霖一起由绿林出道打天下的老弟兄张作相，性格宽厚，有高度智能，劝他说，“不能这么办，他们都是家乡子弟，冤冤相报，将来那还得了？”这一句话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叛军归回原职之后，更加效忠卖命，也延长了奉军的政治生命。

后来得知投效郭军的林长民随郭将军出亡途中，中流弹死亡。饶汉群在解往沈阳途中，押解的兵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写字的。”士兵说写字的不要，推他下车，得以保住一命回到天津黎元洪家。

但是，张氏父子特别悬赏捉拿齐世英，认为张家送出去的留学生回来反对他，煽动郭军兵变，非捉来杀掉不可。那许多年里，他们认为东北就是张家的，政府公开考试遴选的官费留学生就是张家派的，只能效忠他一家。

十二月二十四日天刚一亮，齐世英即去新民临时司令部准备全面渡巨流河，谁知郭将军竟已被迫于午夜出亡。在乱军中，他带了外交处的五个人，殷汝耕、刘友惠、杨梦周、苏上达和后赶上的卢春芳，步行涉险到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寻求暂时躲避，因为前二日曾为日军沿满铁铁路驻军问题交涉，与日方见过数次，此时未多问答，即给予政治庇护。

奉军包围日本领事馆，要求将这六人引渡。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加派十名警察至新民，不许奉军进领事馆一步，以保护政治犯，由他出面去办交涉，并送去行李、威士忌酒以示敬意。

吉田茂（一八七八~一九六七年）这个人道的决定不仅救了这六个人的性命，也显示出他一生敢做敢为有担当的政治勇气。他的父亲竹内纲是日本自民党前身的领袖，将庞大家产留给他作从政资本。他的岳父牧野伸显是明治维新后一代的宫中重臣，世世代代培养宏观政治智慧。他在沈阳总领事任内观察中国北方政局，很看不起张作霖。认为他坐拥东北这样富饶的土地，不知培养生民社会福祉，提高文化教育，而穷兵黯武是无知短视。据说他在领事馆内谈起张作霖时，不称官衔，也不呼名，就直呼“马贼”，个人对郭松龄的革新思想极为尊敬。他由外交界出身，深信在正常的国际局势中，日本如果能与一个现代化的近邻保持良好密切关系，同样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吉田茂出任日本战败后第一任首相，利用美国占领军优厚的协助。不仅使日本自政经废墟中重建，后来成为经济强国，且在他任内培育了许多大臣人才。成为历史上称为“吉田学校”的佳话。

齐世英和他的落难兄弟，六个人睡在新民领事馆八个榻榻米的偏房里，整整半年被奉军日夜围困，白天连院子都不敢去，怕挨冷枪。由领事馆人员口中得知郭将军已死，遗体在沈阳小河沿广场曝尸三日，军队全已收编归制，六个人蛰居在此，出门一步即是死亡。他们曾千里追随，撼动山河的郭军回师壮举，有如过眼烟云，一切都在囚墙外的天地，吹过去了，散了。

漫漫长日，漫漫长夜，日日夜夜，他想了又想:“一路上打的都是胜仗，为什么当沈阳灯火可见的夜晚，我们就是渡不过巨流河？那一天午夜，如果我住在设于马车店的临时司令部，参谋长他们通电投降奉军，到逼迫郭将军出亡的那一段时间，我会派人送郭天人去新民日本领事馆取得庇护，然后随郭将军及卫队快马闯出去，奔回锦州，巨流河西岸都是郭军，撤回锦州，保住实力，可以卷土重来……。”思前想后，憾恨围绕着臣流河功败垂成的那一战。臣流河啊，目流河，那渡不过的巨流莫非即是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被困冻于此？
春耕解冻的时候，奉军又进关参加直、鲁、豫军阀的混战。京奉铁路离日本领事馆只有五百公尺左右，从传来的声音断定，运兵车和铁轨磨擦损坏得很厉害。奉军这样不予人民生息，即使他不追杀，齐世英也不能回去了，唯一的盼望是早日脱困，另寻生路。“但是，今生只剩我一人，我也要反抗恶势力到底，。”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一个下弦月的夜晚，他们终于在日本领事馆同情郭军的书记中田丰千代，和警察金井房太郎协助下，翻墙化装逃出稍微松懈的包围线，沿着铁路步行六十里，到兴隆店由日本友人接应到达皇姑屯。二十七岁的齐世英和四十八岁的吉田茂第一次作了长夜之谈，彼此颇为投缘。吉田茂很欣赏齐世英有教养，有见解，是个磊落的青年;他虽是执行日本政府那时的“中立”政策，而在庇护政治犯与助他们脱险的行动上，大约也有些浪漫情怀吧。年轻人不仅感谢他及时伸出的援手，二次大战后再次相见，两人又各是一番人生，也进一步钦佩吉田茂的国际观和战后培养政治人才的远见。
齐世英化装曲辽宁到朝鲜耸山乘渡轮到日本，再换火车去东京，车到京都便被记者追踪，次日报上乱报一些猜测，只好正面接受访问。说明郭军革新理想及回师前后真相，消息也迅速传至中国各地。到东京时，浅草区有一剧场正在上演以郭松龄为题材的一出话剧，邀他们去当贵宾，剧中有不少属于齐世英的戏。原是一场改变东北命运的壮举，如今只是人间一出戏剧了。
由日本回到天津，那时北洋政府的一些新旧人物间的恩恩怨怨，仍在余波荡漾之中。故乡是回不去了，也没有能力和心情回到德国读书。在天津义祖界见到了郭将军的朋友黄乳先生，他曾雪中送炭，寄钱到新民领事馆（北伐军攻克上海，黄出任上海市长，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黄乳劝他先去上海，多作观察，再定行止。从上海去武汉，因为郭军回师之举，是南方各种革命份子都同情的，飘然一身，亡命天涯的心情下，与留德、留日的同学也都陆续见面，都能开怀畅谈。那时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和共产党人李汉俊、詹大悲、耿伯钊等人也曾聚餐谈话，参加他们野外召开的群众大会，听各党派演讲，仔细阅读他们的宣传小册，认真思考后，觉得国民党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对中国实际状况是最稳健的做法。党员水平高，形象清新，一九二六年底，在上海加入了国民党，并不是投奔任何人。蒋先生在南昌第一次见面时说，“你不像东北人!”这句话令他很难忘记。蒋先生那时尚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三十年后，他在台北把他开除国民党籍，大约是政术娴熟的浙江人终于发现，温和英俊的齐世英，骨头又倔又硬，是个不驯服的，真正东北人。
加入国民党后他多次往返于上海、汉口之间，也随黄乳到国民党总部的南昌去，蒋先生与黄乳情谊甚重，餐聚时常邀他参加，在此认识了陈果夫、立夫兄弟。宁汉国共分裂后，在南昌九江和杭州认识了许多风云人物，了解国民党的状况，也认清了国共的关系。这一年中曾多次到日本去，进一步观察、研究日本。在郭军革命中，见识到政治大起大落的局面，深知参与政治不能不懂军事，希望能有系统地研究现代军事。遂于一九二八年，由政府授予陆军中尉军阶，正式报考进入日本训练在职军官的步兵学校（陆军大学需三年才毕业）。开学前被派下部队，在高田三十连队任队附（相当于副连长），白天上课，晚上住在部队，每周末坐夜车到东京去，常与中央派去日本留学的军官（多为黄埔一期）相聚，因他毕业于金泽四高，日语文皆好，被尊为日本通，常可助人。有时与日本老同学叙旧，接触面甚广。日本人一般对中国东北（他们称为满洲）都有兴趣，因他是参与郭松龄起义的革命者，而乐与交谈，使他听到日本觊觎东北的种种真心话，内心深为故乡担忧。在此期间，他进一步研读日本的军事史，幕府时期的武士精神，明治维新后的军事现代化和二十世纪扩张主义的萌芽。
那三年，一个二十七岁的北国青年，兵败亡命，浪迹天涯，从郭将军家围炉夜话
至长江，遇见了许多当时正在创造中国近代史的人物，因缘际会，作了许多长谈;谈
抱负，谈理想，投契相知，这些长谈铸造了他一生的政治性格和风骨。
6、九一八事变
　　一九二八年六月，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铁路皇姑屯站炸死了张作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一夜之间占据了沈阳，造成中国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九一八事变”。对于我那自以为苦尽甘来的母亲，这是晴天霹雳，刚刚挥别的那个充满孤寂回忆的冰雪大地，成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钟爱她的父母将难于重见了。
　　 对于我父亲，这一天似乎是迟早会到来的；自他五岁看到日俄战争的炮弹落在我家后山之后，自从郭松龄为改变东北命运而战、兵败后被曝尸沈阳广场之后，雄踞东北的张作霖被炸死之后，他的儿子张学良匆促继承霸权，既无能力又无魄力保护偌大的疆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北成为一片几乎茫然无主的土地。故乡断送在“家天下”的无知之手。令人何等悲愤！
　　 日本人从世纪初修南满铁路贯穿东北半壁江山，已处心积虑等候这一天三十年了。日本关东军自九一八之后控制了所有对外讯息，铁路、公路、电讯全都切断。但是从沈阳到黑龙江，他们一路受到地方自卫力量的抵抗，一年后才全部占领。至一九三四年，成立满洲国，做为一九四○年“大东亚共荣圈”起点，准备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这漫长的一年，张学良在哪里？纵横天下的奉军而今安在？
　　 一夜之间，中国好似在睡梦中被砍掉了脚的巨人，突然惊醒，全国游行，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复土！”但喊声只有自己听见。那时的世界仍在殖民地时代，有制裁力的强国几乎全是殖民国家（英国殖民的印度到一九四七年才得以独立，法国的安南在一九四五年才以越南之名独立，她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数千万亡魂所换得的）。当时的国际联盟为九一八事变曾组成一个“李顿调查团”，然而毫无成果，世界上从无真正公理。
　　 九一八事变后一年中，我父思量再三，思考实际工作的种种可能。自从他加入中央政府工作二年来，联络、布置在东北的工作人员多是教育界人士，沈阳沦陷后已全撤到北平，成立了流亡办事处；有些人也到了南京报告故乡局势，呼吁中央有效援助吉林和黑龙江省内风起云涌的义勇军。张少帅继承的奉军精华已在他声称“不抵抗”的情况下撤入关内，地方上不甘坐待沦亡的人，有枪即起。稍大声望的称为义勇军抗日。
　　 无数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纷纷逃到平津；有的投靠亲友，有的流落各方。那时的中央对东北局势既无认识亦无对策，我父亲知道唯一能做的只有自己回北方去，深入虎穴，了解实况。这是东北人称为“挟着脑袋干”的孤注一掷。
　　 他先辞掉中央工作，在极端秘密中（只有陈立夫一人知道）由上海乘船，用赴德经商的赵姓商人护照到日本神户换船转往俄国海参崴，乘两天一班的火车经绥芬河到哈尔滨去。到哈尔滨，住进一家白俄人开的旅馆，找到了仍在变局中苦撑的吉林同志徐箴（电话局局长，胜利后出任辽宁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初撤退来台时，由上海搭太平轮，全家在船难中沉没于台湾海峡）、臧启芳（地亩局局长）和周天放（教育局局长）等秘密工作同志，得以详知九一八后家乡抗日行动近况。辽宁几乎全部被日人占领，只有荆可独、许俊哲和石坚（字墨堂，抗战末期，被日本人逮捕，判处死刑，他手下大将，年轻的律师梁肃戎被判十五年监禁，胜利时幸获自由，撤退来台湾另有一番奋斗）等人以文官身分掩护发展义勇军工作。
　　 吉林方面，在日本占领之前活动最有力的是韩清沦和盖文华，他们策画当地东北军与民间武力结合成为声势浩大的义勇军，抵挡日人北进，在长春血战一月后终于被日人占领，盖文华与八位同志被捕，砍下的头颅挂在城楼上。
　　 齐世英从哈尔滨出发，经由王宾章、宇章五兄弟负责的最北据点——黑龙江临时省会海伦，去会见当时声势最盛的义勇军首领马占山和苏炳文等人，了解到他们弹药缺乏，装备与粮食补给已朝不保夕的情形；张家军队剩下的已停止抵抗，中央又远在数千里之外，交通已切断，义勇军只有赤手空拳、满腔热血和刺骨的朔风，无法阻挡日本关东军。大局既已无望，他此行唯一的成就，是劝服他们不要投降，武力不能为敌所用，亦不可妄作牺牲，尽一切能力安顿义民回乡，留住潜伏呼应的爱国之念。日人在一九三二年占领黑龙江后，他协助安排马占山与苏炳文进关，在南京、上海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接待与欢迎，对日后全国抗日的民心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直接到东北工作既已不可能，他将敌后工作做了联系的安排后回到南京。蒋委员长对他说，政府在上海成立东北协会，从此由他负责中央与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的联系，以及东北进关人员的安顿事宜。作长久的打算，决不放弃。
7、城门楼上的头颅
　　那时，祖母带我两位姑姑也从东北到了北平。父亲已先托人把我母亲和我兄妹由南京送到北平，对朋友们说是要去照顾婆婆。父亲由哈尔滨回到北平后，决定尽可能地留在华北，用种种方式和东北的地下抗日工作人员联系，以便掌握局势。那时候北平不太安全，没有什么保护，时常有日本奸细搜集数据，因此我们就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哥哥则留在北平陪祖母，我母亲有时还能从天津去探望他们。这期间，母亲开始扮演这一生的新角色：接待来自家乡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学生。记得有一天，有位盖伯母和我妈妈在屋子里哭，妈妈叫我带她两个小男孩到院子玩，盖家小兄弟说：“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二○○○年，在沈阳已复校的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开幕时，有人赠我《勿忘九一八》纪念画册，有一张全页照片：古城楼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壮汉头颅，怒目龇牙，血淋淋的国恨家仇，全未放下，与我童年记忆印证，永难抹灭。
　　 但是，即使在租界，仍然不很安全，姓“齐”很惹眼，所以父亲就常常改姓。
　　 我记得我们最常姓“王”、“徐”。姓“王”的时候，我在读天津“老西开小学”三年级。因为家里不敢让一个小女孩在大城市里跑路，就雇黄包车接送。我记得我坐黄包车离开学校的时候，有时会有调皮的同学在后面喊：“王八圆！王八圆！”我被喊得很生气，回去就哭。
　　 过了一阵子，父亲又改姓“徐”，因为改姓，我不得不换一所学校。那学校有一些英国传教士，会教一点口语英文，可是三、四年级时学的英文，平时不用，后来就完全忘了。
　　 姓过一阵子“徐”后，我还姓过“张”。因为父亲必须不断地改姓，母亲也不断地做“王太太”、“徐太太”……。我上学前常常问：“妈，我今天姓什么？”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问“我姓什么？”真的很可笑。
　　 在危机四伏、不断搬迁的日子里，母亲不再是个哭泣的女人，她与我父亲两人的感情，在那样动荡的局势下开始建立起稳固的根基，她觉得能与他共患难是幸福的，那种全心全意的接受与奉献，给我成长过程最大的安全感。她八十三岁去世前不久，我们曾谈到新时代女性有选择权的婚姻，我问她现在是否仍会选择嫁给爸爸？她当时未答，过了几天，她说：“我还是会嫁给他。他虽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温和洁净的真君子。”
　　 从天津回到南京后，我家先租屋住在傅后冈街。
　　 那是一间小小的新房子，对面有一大片空地，长满了高大的槐树，初夏时开着一串串淡黄色的香花，是我终生的最爱，和芍药花一样，给我强烈的家的幸福感。
　　 每天早上，我和邻巷的同学段永兰及她的表哥刘兆田，沿着新修的江南铁路铁轨去上“鼓楼小学”，路上有开不尽的蒲公英和杂色小花。
　　 一九三三年刚放暑假的时候，妈妈生了我的大妹妹，爸爸为了纪念故乡辽宁，为她取名“宁媛”。
　　 她是个圆圆胖胖极健康可爱的婴儿，白天笑口常开，但常常到了晚上就哭一阵。妈妈怕她吵爸爸睡觉，只得抱着她满屋子走。
　　 刚来帮忙带孩子的李妈愁于帮不上忙，有一天求一位来南京述职的地下抗日同志杨梦周先生(他那时住在我家，等待去新疆投效盛世才)，帮她写了一幅她家乡安徽凤阳的敕令：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人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求我哥哥上学时贴在大路的电线杆上。
　　 我们天天经过都注意，有没有停下念三遍的人，又很怕被爸爸发现会生气。他参加南京中央政府最大的理想就是破除迷信和陋习，全民建设新中国。
　　 我读鼓楼小学的时候南京充满了新气象，我已经九岁了，记得到处都是“新生活运动”的标语；我们小学生还去帮忙贴标语，诸如“不许吐痰”、“振作图强”……等等。
　　 这些话今天已经没有人讲了，可是回想我们刚来台湾时，“不许吐痰”还是一个奋斗的目标，街上还挂过标语，勤俭、不喝酒、不赌博、破除迷信……等等。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那段时期，近代史上有人称为“黄金十年”。日本有正式记录提到，军方主张早日发动战争，不能再等了，因为假如现在不打中国，待她国势强盛起来，就不能打了。
8、撒石灰的童年
　　一九三四年夏天，突然间我得了病。
　　 我从小气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两次肺炎，生命垂危，几度又是气若游丝的状况。
　　 我父母很忧愁，有位医生跟他们说：“她这种肺，应该到北方干燥的地方，会好一点。”祖母那时还住在北平，得知我的病情，写信说：“把她送到北平来吧。”祖母身体也不好，因为父亲的关系，经常上德国人开设的“德国医院”。
　　 我记得跟父亲坐津浦铁路到北平去，自己并不知此程的真正目的，只因为父亲亲自带我，让我感到很快乐。
　　 火车好似走了两天两夜，第二天过黄河铁桥的时候，我第一次坐到餐车吃饭。父亲把牛排切成小小的一块块给我，教我怎么切、怎么拿刀。在火车经过长长的铁桥发出雄浑的轰隆声中，我第一次和爸爸面对面坐着，那幸福的感觉我记得清清楚楚。
　　 北平德国医院的医生诊断后，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如果这样下去，恐怕保不住了，你最好把她送到疗养院。”
　　 父亲又亲手牵着我，把我送到离城二十里、位在西山山麓由德国人和中国人合资开设的“西山疗养院”，那位德国医生保证我到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疗养院采西式管理，病人是一个人住一间房。虽然我是院里唯一的小孩，也得一个人住。
　　 每到晚上，我一个人睡在房里就很怕，住了整整一年也怕了一年。
　　 那时候肺病是重症，有些人会治好，有些人治不好。因此院里经常有人死去，死后院方会在病人住过的屋子里撒石灰。本来我不懂，后来我知道，一撒石灰，就是有人死了。死亡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一看到撒石灰就开始哭。
　　 院中有一位送饭的老王，是个白白、壮壮的男人，那时大概有三、四十岁吧。他有个女儿和我差不多大，他都叫我“丫头”。每次我一哭，老王就说：
　　 “丫头别哭！我去给你煮土豆！”
　　 土豆就是洋芋，那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我到今天和好朋友出去吃饭，谁有一个煮好的、圆的洋芋，都会给我。每想起这事我仍悲伤难抑。
　　 六十多岁的祖母每个礼拜六坐二十里路轿子到疗养院看我。每回她要走的时候，我就哭哭啼啼地想下床追，但又不能下床，就在床上喊：
　　 “我跟你回家！我跟你回家！”
　　 祖母的轿子走很远了，还听到我在哭，但又不能带我走。有一次临走时，她也哭了，眼泪在皱纹里是横着流的，至今我才明白何以古人文章里说“涕泪横流”……。
　　 疗养院有一位女病人，我记得叫做张采苹，大概二十五、六岁，我叫她张姐姐，老王说她是失恋生病的。她觉得我这个小孩满灵的，对我很有兴趣，她讲什么我都懂，常常偷偷叫我到她的病房〈医院不许我们到别人病房去〉。她有很多新文学的书，大多是一九三五年左右的中文翻译作品。她的书我都看了，至今还记得一本林琴南译的《茶花女》，当时很喜欢他的笔调。
　　 有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人在她的房间撒石灰，我就问老王：
　　 “张姐姐的房间为什么撒石灰？”
　　 老王说：“丫头，我去给你煮土豆。”
　　 虽然我不太晓得死是怎么回事，但是知道她也死了。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死亡跟我的关系，因为石灰撒到我朋友的房间去了。
　　 我想那时候我大概闹得太厉害了，整天哭哭啼啼的，把祖母闹得够受。我一生常常怀念祖母，她自我诞生之初开始，直到多病的老年还要为孙女这么操心，我常常觉得亏欠她太多。几年后，我们由汉口颠沛流亡许久到重庆，辗转得到她逝世的消息，我始终很难相信，那冬天抱我的温暖身体会变冷。
　　 我父母亲七十岁的时候，搬到内湖安居直至去世，那是我们团聚最多最快乐的时期，也是父亲与我谈话最多最密切的时期。有一天晚饭后，他送我到湖边等公交车，我对他说当年在西山疗养院的心情和它影响我终生胆小怕黑暗。
　　 “你们好残忍，把我一个人送到那荒山上的医院去。”
　　 他叹息说：“我们那个时代，很少人懂得儿童心理学，我多年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不知道小孩有那么复杂的心理。那时我用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把你送去疗养院，只希望你能活下来，亲友都说我是很好的父亲呢！”
　　 我们坐在等车的板凳上，无言许久，车到了才惊觉。
　　 他一定在想：“如果那时我懂这些，我会怎么做？”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父母生我、养我，辛辛苦苦留住我。
　　 住疗养院那一年在无可奈何中，把读书当作唯一的消遣，渐渐成了终身的兴趣。书好像磁铁，会吸引我。有时回想这深植我生命的书缘，大约可称之为因祸得终身之福吧。
　　 记得出院时，在一位留学回来的表叔家看到中文版的亚当．斯密《国富论》(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当然看不懂，但也看得很快乐。我似乎抓到什么就看什么，同时也看《小朋友杂志》，里面有画阿猫、阿狗的漫画，我很看不起，可是我也看。我还记得用号码连一连画一只狗，这些我也做。
　　 一年后医生说我病好了，父亲把我接回南京。我的大妹妹已经快两岁了。
　　 最初我仍回鼓楼小学上学，但是同学都不跟我玩，后来才明白，因为他们的家长知道我曾得过肺病、上过疗养院。我还记得有个同学名字叫万芳，本来跟我最要好，是个长得娇滴滴的小美人，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我妈妈叫我不要跟你玩。”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不懂人家是怕传染。
　　 后来家搬到新小区的宁海路，正好就把我转到山西路小学。因为是转学生，所以来往的都是转学的和降班的边缘人，相处得不错。我作文特别好，老师对我很照顾，身体也渐渐健康进步，无忧无愁地就小学毕业了，那一年有很多可爱的回忆。
9、母亲和她的乡亲
　　一九二八年六月，统治东北的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东北已近群龙无首，张学良已与南京中央议妥，新年前挂中华民国国旗，这有名的易帜盛事，使北伐革命减少了最大的阻力。
　　 这年秋天，黄埔军校〈由广州迁往南京后已改名中央军校〉第八期在全国招生，党部请我父亲协助在东北招考学生。父亲面见蒋委员长，建议将初选合格的一百多名东北青年全部录取，使多年来只有地方观念的青年能有国家观念，成为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革命种子。因此，自第九期至十二期，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委托父亲派人到东北每年招收一百名高中毕业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学生几乎占军校生总数四分之一，家乡沦入日本人占领之下的青年人，自黄埔毕业后分发至各军种成为抗战的生力军，但能回东北的并不多。
　　 除了军校，每年因招生而同时来到南京的还有中央政校和中央警官学校的二三十个学生，我父母每星期日轮流招待这一批离乡背井的东北孩子。我们家也由傅后冈街迁到新小区的宁海路，一则是地方大适于招待客人，再则，我母亲又怀孕待产，不久生下我第二个妹妹静媛。那一定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吧，三十多岁才做了一个家的女主人。
　　 那栋新建的米黄色小楼有个相当大的院子，我母亲很快种了各种层次的花草。由她二楼卧室的窗子望出去是南京最高的紫金山，中山陵在它北麓，从环绕山顶的云雾颜色就知道天气的阴晴。
　　 照顾东北到南京的学生是我父亲的工作之一，每星期招待他们吃饭却是我母亲的快乐，也是她思念故乡最大的安慰。家中请了一位山东厨师老宋（他和我们流亡到四川十年），每星期日请一桌黄埔军校和政校的学生吃北方面食，在我母亲心中，每个人都是她的娘家人。她喜欢听他们说话，讲家乡春夏秋冬的情景，讲亲人，讲庄稼。……
　　 搬到宁海路后，她发现房子后面有一个不算小的后院，就买了大大小小的缸，除了最热的夏天，她带着李妈不停地渍酸菜〈白菜用开水烫过，置于缸内发酵一个多月后即成脆白的酸菜〉，又托人由北平买来纯铜火锅。七七事变前在南京那些年，齐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锅不知温暖了多少游子思乡的心！
　　 母亲又认为东北的大酱最好吃，就是台湾说的甜面酱〈但不甜〉。东北因黄豆又多又好，一般家里都会做这个酱。母亲想做大酱，但做的过程其实满可怕的，得先让黄豆长霉。父亲知道了，就反对：“你在院子里搞什么？”母亲说：“我摆在后院里，又不给人看见！”父亲觉得又脏又恶心，不让她弄，但我母亲下定决心，还是偷偷做了一缸。等这些黄埔军校的学生来，母亲给他们切一段段的黄瓜，蘸大酱吃，然后又端出酸菜火锅。有人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因为想起家来了。这些人这一生没再回去了。
　　 到台湾八二三炮战时，父亲和立法委员到战地去，金门防卫司令王多年将军说，他是我父亲主持招收的黄埔十期学生，忘不了我母亲的家乡菜。从南京打到四川的征途，许多黄埔的学生，照顾中山中学的弟妹和我一家人，也是对我母亲感恩。在母亲葬礼上，曾任驻马拉威大使的赵金镛说，怀念当年在政治大学读书时我母亲对他的关怀，家乡沦陷后还给零用钱……。
　　 那一年，我姥爷设法又来了一趟南京，看到他疼爱的女儿在前院种花和后院大大小小的缸间兴高采烈地忙着，终于放了心。回家后两年，他平静地去世，心中不再牵挂。
　　 母亲虽然有了持家的幸福，却常常一面忙一面轻声地哼唱着，我不知道她唱什么，但是当她抱我妹妹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在唱〈苏武牧羊〉，唱到“兀坐绝寒，时听胡笳，入耳心痛酸”一句不漏，重复地唱着直到小孩睡着了，有时还独坐一阵子。
　　 十多年后，抗战已经胜利了，她曾经回到家乡祭拜了姥爷和姥娘的墓，回过她枯守了十年的齐家小西山故居，接着却又被迫逃离北方，奔往更遥远的台湾。在台中，我儿子的摇篮旁，已经二十年后了，她又轻声地唱起〈苏武牧羊〉，那苏武仍在北海边牧羊，穷愁十九年……。直到她埋葬于台北淡水之前的三十八年间，她未再看到心中的北海。
10、流亡的大家庭
　　创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我父亲认为是他应当做的事。
　　 一九三二年他由南京回北方，冒死出山海关潜回东北故乡，却只见到义勇军等地下武力抗日的穷途末路。地下工作同志认为他应该回到南京，以他在中央已经建立的地位和东北协会，对家乡做更有效的帮助。
　　 于是，他先在北平成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由流亡的文教界人士照顾“满洲国”成立后不愿作日本顺民而逃到平、津的青年。他们有些流落街头，冬天冻饿在路边。救济处搭了些帐篷，先给他们饮食和基本照顾。
　　 一九三四年南京政府团拜时，父亲结识当时的行政院次长彭学沛先生，知道他也来自北方，说动他拨下五万银洋，立刻与北平的李锡恩、黄恒浩、周天放等友人进行办校，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借到的报国寺、顺天府、原警高旧址等地成立“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了约二千名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学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因为父亲说服教育部，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只有国家才能稳当地保障这样救亡图存的学校的存续。
　　 第一任校长由原任吉林大学校长的李锡恩出任〈他与我二伯父世长在德国同学，与父亲亦有相同的政治理想，父亲视之为兄〉。教师几乎全由流亡北平的大学教师担任，我的哥哥原本就读于北平崇德中学，来投考被录取读初二。
　　 到了一九三六年秋天，华北的局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日本的潜在威胁和土共的渗透，使中央直接支持的人与事渐渐难以生存，于是父亲和黄恒浩、高惜冰等几位东北抗日同志在南京郊外二十里的板桥镇买了一块地，先建了些基本校舍和几所教职员宿舍，将中山中学由北平迁来南京。
　　 落脚之后，学生自己动手平操场、建围墙和校门。进校门前，远远看到那泥砖墙上巨大的八个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每天清晨升旗典礼，师生唱着共同命运写照的校歌（郝泠若词，马白水曲）：
白山高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有子弟兮琐尾流离，以三民主义为归向，以任其难兮以为其邦，校以作家，桃李荫长，爽荫与太液秦淮相望。学以知耻兮乃知方，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在板桥初创时凡事艰苦。而且大家都年轻，我父亲总是乐观地往长远想。然而，这样清苦但安定、充满未来期望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半，南京也容不得身了。离开南京后，漫漫长途，日子比板桥还苦，在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颠沛流离，吃尽了饥寒之苦。
11、张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
　　我哥哥随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每个星期六中午会带五六个同学回家。吃过晚饭，他们坐江南铁路的火车回板桥，哥哥在家住一晚。
　　 母亲在她自己的幸福中，觉得每个没有家的东北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在南迁之后、抗战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
　　 张大非初到我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吃饭时，妈妈总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
　　 在这之前，我只知道爸爸要哥哥去找一位姓张的学生——他的父亲在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县警察局长，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
　　 哥哥终于在同学中找到了他。他比我哥哥大三岁，除了打篮球，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也很少与人说话。透过那一年毕业和他一起打球的撑竿跳国手符保卢〈是那时女生的偶像〉知道他的身世，哥哥才找到他。
　　 那一年过年除夕，他们留在学校，全校包饺子过年。初二下午，张大非与哥哥回我家。当天外面开始下雪，很冷，屋子里生了火，饭后坐在壁炉边，妈妈问他离开家乡的情况。
　　 他说他父亲被烧死之后，在日本人追杀之前，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与一个弟弟、妹妹连夜逃往营口投奔姑姑，进了一所教会办的中学，每天早上学校有早祷会，由“主祷文”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赐给我们……。”在这里他可以尽情求告一个父亲的保护和爱，于是他信奉了基督教。
　　 第二年满洲国成立，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已十五岁，一个人进关，到北平投奔叔叔。失学了一年，叔叔家也不适久住。那时在北平、天津街上流落的东北青年很多，冬天街旁常有冻饿路倒。
　　 有一天，他在极端困顿中在报国寺旁游荡，看到院子里搭了几个帐篷，庙门上贴着“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他考取了初三，入学后全体学生食宿一切公费，从此有了安身之所。
　　 学校功课水平很高，原以为自己有了前途，谁知过了两年，华北在日本由满洲国进逼之下已风雨飘摇，渐渐岌岌可危，中山中学被迫南迁。离开北平时，只能辗转告诉在家乡却已无家可言的母亲，将随学校南迁，到了南京板桥却始终得不到母亲的消息……。
　　 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十八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几年前有个小男孩告诉我他爸爸的头挂在城门上一样悲惨。
　　 窗外，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风雪中摇晃，弯得近于折断。自此，我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逃到营口后，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非”。
　　 从此，每个星期六午后，我会在哥哥那群喧闹的同学中，期待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他最喜欢带我那三岁的大妹妹到院子里玩，有时帮妈妈抱襁褓中的二妹，偶尔会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买的书。有一次，他带来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给妈妈和我看，说这是离家后唯一的依靠。当时我虽不懂，但多年后我明白，为什么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种和平、宁静，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奥待解的书，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随身带走了。
　　 那一年初春，中山中学大门外面盖了一些小平房，很小的木架泥墙小房子。妈妈每星期去住四五天，因为她又怀孕了，很喜欢再过一过乡村生活，每天可以种些菜。此外，另几家东北出来的老师家眷，更能慰解她的真正乡愁。
　　 我每周末也会去板桥，可以满山遍野跑一跑，好似回到六岁前的童年。张大非常常来，他最喜欢抱我那两个妹妹，看我妈妈做家事，仍然很少说话。
　　 有一天吃过中饭，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说要去爬不远处的一座小山，牛首山。我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就追着赶上跟了去。
　　 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下山时走得慢，渐渐一个人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
　　 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
　　 回到家，哥哥对妈妈说：“以后再也不许她跟着我！那么小座山，她上去那么慢，又下不来，动不动就哭，烦死人了。”
　　 初夏，我们搬回南京城里，妈妈待产。
　　 我们的一生和中国的命运不久就全变了，我再也没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缘分。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

1、战云密布

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各省菁英前来，同心合力建设新中国。那十年不仅是国家的黄金十年，也是我父亲一生的黄金十年。

从山海关外来到南京的齐世英，受到相当的欢迎。郭松龄兵谏张作霖虽然失败身死，但他要求奉军退出军阀的中原争逐，回乡厚植本土实力，抵抗俄日侵略的兵谏宣言已播报全国。所以，由推翻帝制的革命党组成的国民政府，很欢迎这第一位由东北来的革命青年参加建国工作，他的国民党党员证是辽字一号。

但蒋委员长接见他时竟说:“你不像东北人!”这句话中有相当复杂的意义。在北伐期间，人们对奉军的印象是绕勇善战、强悍，甚至粗鲁。而这位二十七岁的东北革命者却温文儒雅，如玉树临风（卢春芳评语）。他通晓英、日、德三种语言，两年前尚在海德堡大学研究历史哲学，是个很难归类的人物。他向蒋先生说愿意在外交、文化和教育方面工作：蒋先生答，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我们能做的事太多了。于是派他到中央政策委员会（当时尚未定名）做委任参议。随钮永建、黄乳、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工作，进而结交天下士，成为政府中的知日派，且曾到日本步兵学校以中尉身份研究一年。

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野心，自一八九五年甲午之战订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以后，日益加剧。一九0五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打败了俄国，取得了铁路控制权，以后不断在中国各地制造事端。一九一五年强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一九二八年造成“山东五三惨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一年后成立伪满洲国。这一连串的侵略行动，国民政府是清楚的，但是喘息未定之际，只能加快脚步。建军、办工业、组训民众。南京那十年，好似要拚命去增强一个百年沉疴老人的体力，那般辛劳却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莽撞粗鲁的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损伤了东北军的形象，给延安中共日后壮大的生机，将中国人抗日的热情更集中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

一九三0年我母亲万里寻夫，带我兄妹来到南京，看到的是一个到处在建设的、欣欣向荣的首都。我父亲和他年轻的朋友们忙着向老天爷求取时间（bUyingtime）推动各种加强国力的现代化建设，因为他们知道日本军部正加紧侵略的步伐，日军说：“若不快动手，中国要站起来了!”
2、七七事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战火扭转了近代中国的命运。也奠定我一生奋斗的态度。

战争血淋淋的大刀切断了我病弱的童年，我刚刚在碎石新铺的小学操场唱完当时已情境不符的毕业离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童年即遽然结束了。

中国三大火炉之一南京的夏天还没有过完，八月十五日起日机已经开始轰炸了，第一枚炸弹投在明故宫机场。 三天前，我的母亲在机场对面的中央医院分挽。生了我的小妹星媛。医院在强震中门窗俱裂，全院纷纷逃生，她抱着婴儿赤足随大家奔往地下室，得了血崩之症。两天后全院疏散，她被抬回家，只能靠止血药与死亡搏斗。

芦沟桥炮响后一个月，日本军队进入北平（天津已先沦陷）。八月十三日，由上海口祖界出兵的日军发动了淤沪战争，不久苏州、无锡等城失守，京沪铁路全断，华北的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南京成为孤城;北伐完成之后，作为现代中国象征的首都南京，不得不撤退居民。

 空袭警报有时早上即响起，到日落才解除。日机一批接着一批来轰炸，主要是炸浦口和铁路军事重地及政府机构。政府已开始紧急疏运人员和资料往西南走，留下的人在临时挖建的防空室办公。每天早上出门连能否平安回家都不知道。

八月间，中央将军事委员会改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准备全面抗战。父亲被任命为第六部秘书，部长是陈立夫。到了九月，整个南京市已半成空城，我们住的宁海路到了十月只剩下我们一家。邻居匆忙搬走，没有关好的门窗在秋风中劈劈哟哟地响着;满街飞扬着碎纸和衣物，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空荡的威胁。

早上，我到门口看爸爸上班去，然后骑一下自行车，但是滑行半条街就被慑人的寂静赶回家门。每天天亮后警报就来，家中人多，没有防空设备，听着炸弹落下的声音，大家互相壮胆，庆幸不住在城市中心。夜晚，我一个人睡在父母隔室。月光明亮的时候敌机也来，警报的鸣声加倍凄厉;在紧急警报一长两短的急切声后不久就听到飞机沉重地临近，接着是爆裂的炸弹与天际的火光。我独自躺在床上，听着纱窗的扣环在秋风中吱嘎吱嘎的声音，似乎看见石灰漫天洒下;洒在紫金山上中山陵走不完的石阶上，洒在玄武湖水波之间，洒在东厂街公园，洒在傅后冈街家门口的串串槐花上，洒在鼓楼小学的翘翘板上。死亡已追踪到我的窗外，洒在刚刚扎上竹棚、开满了星星似的鸟萝花上。

我永远也忘不了，每天愁苦病弱的母亲，黄昏时勉强起床迎回眉头深锁的爸爸，总有再庆团圆的安慰。父亲一向积极乐观，然而此时他必须面对的不仅是国家的难关，还有必须独力设法把南京郊外中山中学师生送到汉口再往西南走的这个难题。
3、从南京逃到汉口
十月中旬，在父亲安排下，先将女生和初中学生七百多人经江南铁路送往安庆，由老师及东北协会有家眷的人带领，到安庆再乘江轮丢汉口。第二批三百多高中男生，在板桥等候下一班可以排到的车船。南京只剩下由北平迁来，全程参与建校的黄恒浩先生和新聘的校长王宇章。王校长原是黑龙江抗日地下工作的王氏五兄弟的二哥，入关后在中央军较任教官，现在临危受命，要将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带往抗战后方，我家也和这第二批师生一起撤离南京。行前一个月，父亲顾虑偏远地区的治安问题，向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要了一百枝步枪交给学校，且给学生军事训练，以备路上保护师生安全。

曲家里到火车站的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到了车站才知道人都涌到车站来了：成千上万。黑鸦鸦地穿了棉袍大衣的人，扶老携幼都往月台上挤，铺盖、箱笼满地，哭喊、叫嚷的声音将车站变成一个沸腾的大锅。

中山中学高中班学生背着枪，扎上绑腿，努力保护着两百多位师生上了教育部保留的车厢。我哥哥和表哥裴连举（我大舅的儿子，原也在中山念书）及十九岁的张大非，用棉被裹着我母亲把她抬上车，让她半坐半躺在一个角落，再把我和三个妹妹由车窗递进去。我的腰上栓了一个小布包，装着两个金戒指和一点钱，还有在汉口可以联络到的地址。

火车里，人贴人坐着、站着、蹲着，连一寸空隙都没有：车顶上也攀坐满了人，尽管站长声嘶力竭地叫他们下来，却没人肯下来。那时，每个人都想：只要能上了车离开南京就好。

这天近午，我父亲站在秋风已经寒冷的火车站外，二十天后将被日军屠城的鬼域街口，看着挤得爆满、连车顶都攀满了难民的火车沉重地驶离站台，他的心也载满了忧愁。日机昼夜不停地沿着长江轰炸，五百多里的长路，这些系在他心上的生命能否安然躲过一劫?

车过第一个隧道，突然听到车顶上传来哭喊声，“有人给刷下去了!有人掉下去了…”车内的人却连“援手”都伸不出去。

火车似爬行般开着，听到飞机声就躲进邻近的隧道，到芜湖换船时天已全黑了。为了躲避白天的轰炸，船晚上开，码头上也不敢开灯，只有跳板上点了几盏引路灯。我们终于走到码头，跌跌撞撞地上了船。蜂拥而上的人太多，推挤之中有人落水;船已装不进人了，跳板上却仍有人拥上。只听到一声巨响，跳板断裂，更多的人落水。

黑暗的江上，落水的人呼救、沉没的声音，已上了船的呼儿唤女的叫喊声，在那个惊险、恐惧的夜晚，混杂着白天火车顶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长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头。那些凄厉的哭喊声在许多无寐之夜震荡，成为我对国家民族，渐渐由文学的阅读扩及全人类悲悯的起点。

那时的长江运兵船是首都保卫战的命脉之一，从上游汉口最远只能到芜湖。上海已在十天前全面沦陷，最后的守军撤出后，日本军机集中火力轰炸长江的船只，南京下关码头外的江上航道几乎塞满了沉船。上游下来到芜湖的增援部队下船后。空船即装上中央机关的人员和重要文件（故宫的占物也在内），夜晚开船驶回汉口，清晨后若是晴天，即驶往江岸有树木的地方掩护慢行，船顶上布满了树枝伪装，我们搭的大约是最后一批运兵船。为了阻止日军的陆上攻势，十二月一日，我军炸毁芜湖铁桥和公路桥梁，后来的船只能到更上游的安庆。而南京到安庆的火车已不能开，几乎全成了轰炸的目标，所有的人，生死只有委之于命运。

芜湖上溯到汉口原是两天一夜的航程。我们在长江边上躲了两个白天，幸好初冬白日渐短，三个夜晚之后，在蒙蒙亮的曙色中，船靠了汉口码头。在船舱席地而坐的学生，再搭渡轮到武昌一所中学，暂住在他们的礼堂，与前一批同学会合。我们一家住到爸爸托人代订的旅舍等他，以免失去联系。
4、国亡家破

然而，我的家人却面临更大的生死挑战。

从南京火车站到芜湖军用码头，母亲虽有人背扶，却已受到大折腾，在船上即开始大量出血。船行第三天，所有带来的止血药都止不了血崩，全家人的内衣都继床褥用光之后垫在她身下。

船到汉口，她已昏迷。清晨，由码头抬到一家天主教医院时只剩一口气。同时抬到医院的，还有我那十八个月大的妹妹静媛。她尚未完全断奶，刚会走路十分可爱。在船上时，大人全力救助我母亲，她自己走来走去，有时有人喂她一些食物，船行第三天即吐泻不止，送到医院时住在一间小儿科病房。医生诊断是急性肠炎，她住在医右端，由我一位姑妈带着我照看;妈妈住在左端加护病房，由我舅舅看着医生们尽一切力量稳住她已微弱的生命。我的三舅裴毓庆，原是一位小学校长，在平津失守后，出东北设法逃到南京和我们一起到大后方去。

第五天早上，我扶在妹妹床边睡了一下，突然被姑妈的哭声惊醒;那已经病成皮包骨的小身躯上，小小甜美的脸已全然雪白，妹妹死了。在我倦极人睡之前，她还曾睁开大眼睛说，“姐姐抱抱。”如今却已冰冷。

天主教修女护士过来抚下她的眼皮，对我说，“你的眼泪滴在她脸上，她上不了天堂。”姑妈叫我先到走廊上站一会儿再进去。我再进去时，他们已将那小小的身体包在一床白色的毯子里，把她抱出去。

那时天已经大亮，雨仍在下着。陌生的城市，陌生的铁灰色的冬日天空。十三岁的我，似是爬行般，恐惧忧伤，来到左端我母亲的病房门口。

她已经认不出我了，在她床前围立几位医师和护士，刚刚为她输血，却仍不苏醒。年长的医师示意我舅舅到门口说，“你们准备一下吧，我们会继续救，但希望不大。”

舅舅只得在学生陪伴下，在那全然陌生的城市找到棺材店，订了一个大的，买了一个小的，又去订做我十六岁哥哥和我的孝服。回到医院，我母亲的心跳已弱。

舅舅奔回病床边，对着气若游丝的母亲喊叫，“毓贞，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死啊，你的孩子都这么小，你可不能死啊！”
多年之后，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早上，在我舅舅的呼喊中，她由一片漫天笼罩的灰色云雾里，听见了自己的名字。她似乎看见我哥哥和我，牵着、抱着三个幼小的身影站在雪地里，她奋力挣扎想拉住我们，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我一个人站在母亲病房门口，听着舅舅呼唤着母亲的名字，感到寒冷、孤单、惊恐。这时，我看到张大非从大门进来，跑着过来。我刚停的眼泪又倾泻而出，对他说：“妹妹死了，我妈也要死了!”

他走进病房，在床前跪下，俯首祈祷。

当他走出来时，他对我说：“我已经报名军校，改名叫大飞，十一点钟要去码头集合，临走一定要看看妈妈，你告诉哥哥，我能写信时会立刻写信给你们。”

接着。他拿出一个小包放在我手里说：“你好好保存着吧，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话。”然后他疾步走出了医院大门。

后来他在信里告诉我，他几乎是全程跑步，到了码头，赶上报到。一路上他止不住流泪，一年多以来从我的母亲处重温母爱温暖，今日一别，不知能不能再看到她?

他放在我手上的小包是一本和他自己那本一模一样的《圣经》，全新的皮面，页侧烫金。自那一天起，我在所有的车船颠锾中都带在身边，至今六十多年仍然清晰可读。

在扉页上，他写着

邦媛妹妹:

  这是人类的生命，宇宙的灵魂，也更是我们基督徒灵粮的仓库，愿永生的上
帝，永远地爱你，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
乐的园里。阿门:
主内四哥张大飞
一九三七、十一、十八

在那一天之前，没有任何人用“可爱勺前途”对我病易磨难勺生命有过如此的祝福。
5、南京大屠杀

十二月七日，父亲到了汉口，他与抗战最高统帅部最后撤离南京的数十人随蒋委员长先到宜昌，再乘军船到汉口。

这个家终于有了爸爸，他又黑又瘦，在南京的最后几天连饮食都难于供应。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他那样的大男人流泪，他环顾满脸惶恐的大大小小孩子，泪流满面，那一条洁白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如今被眼泪湿得透透地。

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

在生死之间徘徊的母亲，因为能看见父亲活着回到家中，忧心有了安顿，活了下来。

爸爸每天一早就由汉口过江参加己移驻至武昌卫戍司令部的抗战最高统帅部看战报，作抗战大局的调度。抗日战争已五个月，原曾夸二三个月内占领全中国的日军，面对的是一个苏醒的中国。

日本将轰炸京沪、芜湖、南昌的火力全部调来日夜轰炸武汉，原本人口稠密的市中心只剩下许多高楼的断垣残壁，夜晚，沿着江岸的火光彻夜不息。敌机的数目多了，我们的空军迎战，打落许多太阳旗日机，人们在死亡的威胁下，仍站在残瓦中欢呼，空军成为新中国最大的英雄。

十二月十三日的下午，街上报童喊着卖“号外”的声音。舅舅冲下楼买了一张：南京沦陷，日本军队由申华门开入我们的首都，开始放火抢劫，大屠杀。

第二天报纸头版写着，南京城陷，头两天之内，保卫战伤亡达五万人。妇孺老弱惨遭屠杀者十余万人，日军甚至有比赛屠杀之恶行。

同一版登载一则外电，科学家爱因斯坦、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美国哲学家杜威，联名发表宣言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不与日本合作，以免助长日本侵略能力;同时当以全力援助中国，直至日军完全退出中国，放弃侵略暴行为止，声援的有各国民间团体及总工会等。但是无论在什么时代，国际正义的声音总是湮没在强权的炮火下。三个月后，希特勒挥军并吞奥地利。哲人学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原乡欧洲沦入极权恐怖控制之下，对中国的同情能有什么效果?

芜湖失守后，我军为延阻日军溯长江而上的攻势，以轮船十八艘及大批帆船沉入马当江面，成为第二道封锁线，由九江集中实力保卫武汉。日军在南京的邪恶暴行促成了全国长期抗战的决心，西南各省全部通电投入抗日前线，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宣言：支持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主张。
6、从汉口逃到湘乡

政府下令疏散武汉居民与难民，工厂、军政设备、学较，全部南移往贵州、四川去，重庆已正式成为首都，逃难的人必须尽快沿湘桂路往西南走。

父亲多方奔波设法，在湖南湘乡永丰镇找到一座祠堂，磺璧堂。地方人士答应他，祠堂里可以收容一千个学生。

从汉口到湘潭县的湘乡，又是五百多里路吧。学生、老师从汉口出发，有车搭车，无车走路，大约跋涉一个月才到永丰镇。
父亲找了一辆车，载着我母亲，另一位老师的母亲，还有一位太太，我和剩下的两个妹妹，也往湖南去。半路上，赶上学校的队伍，我哥哥在队伍后面走，舅舅叫我哥哥上车，在司机座位旁边挤出个位子。

第二天到一个站上，父亲从后面赶来了，他问我哥哥为什么坐车?舅舅说:“车上有空位，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就让他坐车吧!”父亲说:“我们带出来的这些学生，很多都是独子，他们家里把独子交给我们，要保留一个种，为什么他们走路，我的独子就该坐车?”就令车子赶上队伍，叫我哥哥下去，跟着队伍走。

这迁移的队伍白天赶路，晚上停在一个站。一路上，我们住了无数住店。学生都被安排住在各处学校的礼堂、教室或操场，当地驻军会分给一点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还能有一些煮萝卜或白菜。

哥哥被赶下车跟队伍走后，我整天闹着也要跟着走：“为什么哥哥可以走，我就不可以走？我为什么要坐车?”他们只好让我跟着队伍走。

我走了不到一天，夜里在稻草上睡到半夜就发高烧，第二天一早被送回我母亲那儿，从此以后我也不敢再提。

农历年前，我们到了湘乡，发现光是一个湖南就有很多不同的方言，而湘乡跟湖南其他县市又不一样。

湘乡是齐白石的故乡，非常具有地方色彩。环璧堂距湘乡又有几十里路。在永丰镇，是明朝一支皇族的祠堂。这祠堂大到居然能有近百间房舍。不但住得下学生，而且能够上课。我们家则跟家眷一起搬进另一处祠堂：扶稼堂。

这是逃出南京后第一次有个家的样子，这时我们才敢告诉妈妈静媛妹妹已死的真相——在汉口时，爸爸谎称已托韩伯母带着随第一批师生疏散到湖南去了。至此，也才告诉她裴连举表哥和张大飞从军的事。她知道后大为悲恸，病又复发，卧床许久才康复。

7、我家住在松花江上

在磺璧堂安顿后，惊魂甫定，不久农历年到了。除夕夜风雨交加。全校集合包饺子，这是中山创校后的传统，许久没吃过热饭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吃了真正家乡味的年夜饭。

元宵节饭后。有一些人到祠堂外小河边的空地燃起几堆火，几百个人围坐在火边。有人说，现在离家一天比一天远了，日本人占领半个中国，如今仍在追杀不已，哪一天才能回到家乡?一时之间，哭声弥漫河畔，一些较小的女生索性放声号掏。在这样的哭声中，国文老师郝冷若带着大家唱那首传唱后世的《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申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印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此歌写出后，由当时在中山中学教音乐的马白水老师教唱。不久，这首歌从湖南唱到四川，伴着近千个自东北漂流到西南的流亡学生。八年后，同样一群学生又唱着这首歌由西南回到支离破碎的家乡。这时代悲剧下的流亡三部曲，透过一首歌在河岸哭声中唱出了游子的漂流之痛;由抗日到反共，唱遍了万里江山，初来台湾时，仍伴着无数哭声唱了将近十年。
8、周南女中

由于我才小学毕业，还得上学，而中山中学不收我，怕我动不动就发烧生病拖累他们。因此，父母把我一个人送到长沙的周南女中，念一年级。周南女中在湖南是有历史的名较，在台湾还有校友会。

我记得班上的导师是黎世芬老师。我到台湾后近二十年，由台中搬回台北，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当时是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我去拜望他，他看到我还记得我。我功课虽好，但老是生病，动不动就晕倒，发高烧，送医院……。由于学生一律住校，家长把孩子托付给学校，校方有照顾的责任。他用湖南话说：“你这个娃儿，真是麻烦唷！”

在那短短的一学期，我书念得很好，凡事都很认真。日本人打进汉口时，我们学校参加长沙爱国大游行，全市像沸腾一般。我参加学校鼓乐队，老师问：“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要敲大鼓。”

因为那时候抗日的感受很强烈，一定要用大鼓才能表现出来。但我体重只有三十几公斤，瘦得像只猴，根本背不动大鼓，黎老师成全我，叫一个壮一点的同学背着鼓，我在旁边敲。所以游行时，我是打大鼓领队的，这也反映出学校对由北方逃难来的学生的宽容与同情。

来台湾后，我还留着一本当年的小小纪念册，里面有老师和同学们写的一些祝福的话。在现实的剧变乏中，在育儿、烹堂二餐的空隙里，有时我仍会想起屡弱的十三岁和长沙游行时全市鼎沸的爱国心。以及自己在鼓声中的惶惑与愤怒。

我们到湘乡后两个月，哥哥收到张大飞曲入伍训练基地写到学校的信，——他们的年轻教官中有几位是黄埔八期到十二期的东北学生，知道中山中学到达湖南，落脚在湘乡永丰镇。

他信上第一句话就是问妈妈身体如何？（他不敢问，“她仍活着吧？”）请我们务必回信，他在信内写了哥哥和我两人的名字，或许是怕哥哥不一定回他的信。

信中，他也说明从军的理由:“我已经十九岁了，毕业时超过二十岁，到时不一定考得上公立大学。日本人把我们逼成这样，我也没有心情念书或等待一个没把握的末来。我家有三个哥哥和弟弟，我如今如愿考进了空军官较，可以真正报效国家，为我父亲复仇。”

他说入伍不久即考入空军官校，训练很苦，但每天吃得很饱，“我自离开家。除了在南京你们家之外，很少吃这么好的伙食。”体力好，入伍训练也受得住。他问我有没有看《圣经》?可以先从《新约》看起。哥哥在学校很忙，他命我立刻回信。
我到了长沙上周南女中时，给他回信说清楚家中和妈妈的身体情况，告诉他赠我的《圣经》放在腰袋里，逃警报都带着，只是不懂为什么耶稣说人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让他打?

 长沙在两次大火前夕，处境日益艰难，父母只好把我先接回湘乡，准备随时再往前逃。

我至今仍记得我们在永丰镇过的好日子。湖南有丰饶的物产、淳厚的民情和世代厚植的文风，湖南人因执着与自信常被人称为“湖南骡子”。那儿是个鱼米之乡，我今生走过很多地方，很少看到那样肥美的萝卜和白菜。在战火还没有烧到的时候，日子过得太平安宁，与世隔绝，真像沈从文《边城》里翠翠的美好故乡。

在《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金禧纪念集》书中许多人也写到，湖南湘乡那近一年的学校生活虽仍在逃难申途，但山明水秀，丰衣足食，竟成为一段美丽的回忆。
9、从湘乡逃到桂林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日军由海路在大鹏湾登陆攻陷广州，全市陷于大火。

十一月在长沙，我军误以为日军将至，竟下令放火烧城，做焦土抵抗。十二月二十一日，蒋委员长发表《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誓言全国一心，转战西南，绝不投降。

此时，距日本军部在侵华开始时向天皇和人民狂言保证三个月内占领全中国已一年三个月。而中国的西南。比日本想象中的还要神秘，险峻的疆土将数百万入侵的日军缠住八年，许多人成为异国亡魂，连归乡的路都找不到!
母亲带我们跟着中山中学，在父亲安排下离开被敌人钳形包围的湖南，乘湘贵铁路火车先到桂林，之后再经贵州到四川去。
到桂林后，以为可以稍作喘息，父母把我送到桂林女中读初一，读一天算一天；家人住在旅馆，我住校，大约读了秋季班一个多月。

那段时间，我有两件极难忘记的事。

白天，只要天晴就有日机轰炸，警报响起我们都往郊外奔跑。有几位高中学姐大约是学较安排的，总带着我跑到一处河边，那儿有许多椰树，我们躲在树下，飞机从头顶上飞过，我看到他们丢下一串串闪光的炸弹，城里的黑烟和火光随之而起。
有时，空战似乎就在我们头上开打，敌我双方互相开机关枪，当看到漆着红太阳的敌机尾巴冒烟往地下坠落时，大家在惊恐中仍会兴奋地鼓掌。有一次，一架敌机落得很近，许多人跑过去看，欢呼不已。在等待解除警报时，我记得有一位学姐总爱细声唱:“我每天都到院纱溪，痴痴地计算，你的归期……”当时我虽已是少女年纪，却觉得在那样的天空下，听这么“颓靡”的歌很不舒服。

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每天晚上九点熄灯到第二天早上的漫漫长夜中，从宿舍走到厕所，必须经过一条很长的户外走廊;走廊立着庙廊似的柱子，有两、三盏大油灯，在里巴佼中被风吹得影影幢幢。我总等着有人起来才敢跟着走，那种恐怖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有时，熄灯后有人爱讲鬼故事，我只有紧紧蒙着头，那时对黄昏将至的恐惧和在西山疗养院一样。幸好不久家随着中山中学离开桂林往贵州走，我才得以解脱。
10、从桂林到怀远

不久，局势更加动荡，从京沪到武汉、湖南的难民全都涌向桂林，所有可供住宿之处全已爆满。

中山中学的师生，男生住在七星岩岩洞内，女生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棚。这期间，父亲先往四川找校舍，得地方政府协助，觅得四川中部自流井旁边的一座静宁寺，可以容纳学生住宿上课。

再踏上逃难之路，路却是越走越艰难了。羁留在桂林的师生组成三队，由桂林动身徒步往广西柳州走，再曲柳州先往贵州宜山县一个接洽好的小镇怀远。看清情势之后再往重庆走。

在桂林，父亲得到当地司令部协助借了三辆军用卡车，装运学校的基本设备，母亲则带着家人搭客运长途车到柳州。

舅舅带我坐在行李车上，在堆到极限的行李箱笼之上。我们必须用绳子绑住身体。以免随时被颠下车去。我记得当时颇感“荣幸”，他们允许我坐行李车，而不是和小婴儿们坐客运车。自从在汉口的生离死别之后，我不得不长成大人。

在柳州住了几天，新驻防的装甲兵团长是黄埔八期东北毕业生，他们把我一家人和最后一批老师家眷（多数已先送至四川）送到怀远镇住下。

母亲每天到镇前公路等待中山中学徒步的队伍  我哥哥也随学校队伍步行。走了七百六十里、二十七天后，先行学生出现了。当我母亲看到董修民（父亲好友董其政的独子）挑着行李，破衣草鞋，走近叫她“齐大婶”时，她不禁放声哭了。

那数百个十多岁的孩子，土黄色的校服已多日未洗，自离开湘乡后没睡过床铺，蓬头垢面地由公路上迤逦走来，在其中，她已无法辨认自己的儿子……。

在那个苦难的时代，受异族欺凌而在战火的延烧中逃命。竟有机缘看到中国山川的壮丽。从津浦路过黄河铁桥，从南京到芜湖，由芜湖溯长江到汉口，由汉口到长沙，到湘潭、湘乡，在永丰镇那世外桃源看到丰美的土地和文化。万份不舍地离开湘乡后，在那颠镀的湘桂路上看到真正的湘江，渡湘江到株洲、衡阳，往南走，过郴州（难怪我在南开中学时读到秦少游《踏莎行）:“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词句后，至今每逢想起，仍是热泪盈眶）。我几乎可以说横跨了湖南的版图，近来读到毛泽东在一九二0年曾主张湖南独立，在那个闭塞的年代也不全是狂妄。从湖南到广西桂林之后，逃难的人潮在崎岖的山路上往贵州走去，处处是天险，连回首的来路都看不见了。

怀远是个美丽的地方，她和湘乡永丰镇一样，在我记忆中璀璨发光。怀远有一条我那时认为世界上最清澈的河（宜江的支流），由镇口流过，那里有一座漂亮亭子，我每天都会去坐一阵子，读仅有的几本书，看小小的平底船渡河。渡船带来的是外面生动的世界，中山中学在怀远住了近三个月，正式恢复上课，一九三九年农历年后还认真地举行期考。
11、九弯十八拐入川

接着，广西局势也紧张了，我家又随着学校沿川黔路入川，投奔抗战的首都重庆。

家眷搭军车，学生则是有车坐车，无车徒步走。从桂林到贵州，再由九弯十八拐的鵰姆坪往四川去，我真正看到了险山峻岭和人用卑微的双足攀越时的艰辛。

孙元良将军，黄埔一期毕业生，北伐、抗日时正规军军长，兵团司令，南征北讨半生。他在逝世前接受胡志伟的访问中，回忆抗战时的逃难情景，有大场面的描写和检讨：

我们（抗战初起时）实行焦土抗战“中国不亡，有我！”——南开中学

1、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

我从幼年离开小西山故乡后，经常活在病痛、转学和灾难之中。在南京虽曾有炉边幸福时日，但妹妹降生、父母欢颜，转眼都如暑花凋谢。我家随着流亡学生颠沛流离半个中国，从西南山路来到重庆，刚入市区，中山中学就有师生五人被日机炸死，战争与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之后七年，轰炸宛如随着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但重庆是我们流亡的终点，中山中学走了五百里，在自流井大庙静宁寺安顿、复学，弦歌岂止未辍，流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广西、贵州学生和四川的本地生。

我父亲在重庆四德里祖屋恢复东北协会（负责训练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由政府资助，一九四六年东北光复后解散），但落脚不久，房子即被炸毁。父亲托人在沙坪坝镇外找到两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协会办公用，后来《时与潮》编辑部亦设于此。

在离开南京整整一年间，我们奔跑了半个中国的土地之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爸爸带着我坐车由重庆上清寺出发，送我去上学。

我们沿着嘉陵江往上走，车行大约二十公里，过了小龙坎不久，在一片黄土坝子上，远远地出现一群红褐色大楼，在稀疏的树木中相当壮观——那就是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在这里六年，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心智开展，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以天津日租界为基地，积极地向华北伸展侵略的魔掌，数年间，天津的南开中学和大学透过游行呼喊自强，号召爱国抗日。校长张伯苓先生（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年）深知局势危急，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觅地建立分校，由沙坪坝乡绅捐地。各界捐款盖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学生。芦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一九三七年上海失守后，国民政府在十二月一日正式迁至战时首都重庆。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长。

张校长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在我成长的六年中，留给我非常温暖的印象。他长得很高，约有一百八十几公分，体型又大又壮，不胖，肩膀很宽，长年穿着长袍，戴一副有颜色的眼镜，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想想在一百二十年前，幼年的他随着浪迹各地私垫教学的父亲到义学辗转读书，生活是何等辛酸！因此。他从小知道教育的重要意义。

十三岁时，考取官费的北洋水师学堂，他听得懂启蒙思想家创校的理想：当年清廷维新派的严复、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国留学归国的年轻军官，引进西方思想与新知，希望建立强大的现代海军，为国雪耻。这种奋发图强的志气，影响了他一生。
张校长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年纪正是我在南开中学的年纪，我在校六年，听他在周会讲过多次的故事也成为我终生的记忆。

一八九四年，他由水师学堂毕业时，正逢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连一艘可供学生实习的船都没有了。一年后，勉强派到“通济轮”上见习，竟是目睹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战胜国日人手中移交给英国人占领的场面。他在自己国家的领海上眼睁睁地看着国帜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悬英国旗。

他在晚年回忆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一九四四年《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他怒忆当年，“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写一“兵”字，背后写“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称体，面黄肌瘦，精神委靡，手持大刀，腰怀一枪（烟枪，抽鸦片用）慢吞吞地走出来，将黄龙旗（清朝）降下。旋英军整队出，步伐整齐。精神奕奕，相形之下，胜败可知。”

这样的羞耻使他深受刺激，更因为看到怠惰无知的一般民众，既无纪律和敬业精神也不知国难当头，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教现代知识、教爱国。他毅然决然离开海军，一心办教育，一九0八年，由氏家馆扩大到天津南开（捐得校地在天津西南城角，名南开）中学。建校之前，他曾两度前往日本参观各类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当时不满三十岁的他，满腔热血，誓为教育新中国的子弟献身。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已四十一岁，竟决心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干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甚至说，“这个脸你丢得起，我们感到丢不起。”他还是去了，认真研究、见习，做了许多交流活动，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也是他的老师。回国后，他创设南开大学。

抗日战争之初，日本人恨他发起爱国活动，炸毁南开。当时蒋委员长公开宣称，南开为国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将南开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合为西南联大，在昆明设校，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

抗日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与张校长荣誉博士，一九四八年胡适和十一位美国学者合撰there is another china一书贺他七十岁之成就。此书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汇编，哥大CroWn Press出版，中译为《另有表现的中国》，意指藉由南开精神看到在政治军事动乱不宁的年代，尚有另一个中国在日益进步，充满了高瞻远瞩的理想。

自一九0四年只有七十五个学生到他一九五一年逝世为止，张校长一直用强烈的激情到处演讲，鼓励“国不亡，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足足说了半个世纪!那五十年间，中国的灾难有种种的新面貌。外侮与内煎并存。抗日胜利，
从重庆回到故乡天津，老病缠身的他仍在国共之战中呼号和平合作建设中国。七十五岁那年去世，临终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南开中学和大学在天津原址复校。

张校长的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八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挂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他那时不知道，他奋斗的心血都没有白费，他说的话，我们数万学生散居世界各地都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
2、忆恩师

南开教育最令我感谢的当然是学业，那六年奠定我一生进修的基础。除了原有的学业水平，南开中学吸引了许多由平津来到重庆的优秀师资，他们受张校长号召，住进沙坪坝校园的津南村，直到抗战胜利，八年间很少有人离开。

津南村是我所见过最早的眷村。那一排排水泥单栋小房，住着许多令南开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如：数十年来令我追忆难忘的国文科孟志荪老师，最让学生害怕的冷艳数学老师张亚丽。还有校务主任喻传鉴的两位女儿，从美国留学回来也在南开任教;“大喻”教英文，“小喻”教理科。

南开向来注重国际性，所以英文教材难度很高，这是传统。理化方面程度也很强，学生上了大学以后，念物理、化学如入无人之境。数学也教得扎实，我们大概是当时最早教微积分的中学。我那时的功课很不错，只有数学不好，尤其是几何。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些是虚线、有些是实线？我的观念里只有实线没有虚线。

化学科的郑老憨则是个奇人。全校似乎很少人用他的本名郑新亭称他，他未教女中部，但我们每次听男生学他用山东腔背化学公式，又说他在宿舍里喝点酒给男生讲《三国》，都羡慕得要死。此外，他还说了许多鼓励“男子汉”的壮语。

地理科的吴振芝老师教初中的中国史，提到台湾时叫我们记得“鸡蛋糕” （基隆、淡水、高雄），我们就在背后叫她“鸡蛋糕”。高中时，她教世界地理，常带一本本又大又厚的洋书，给我们看世界各地图片，开启我们的眼界。那一年夏初，她的未婚夫乘小汽轮在嘉陵江翻覆，噩耗传来，我们几个女生从她的单身宿舍门下塞进慰问信，上面写着，“老师，我们和您一同哭……”从此以后无人称她外号。

一九四八年初，我在台大文学院楼梯上遇见她去看沈刚伯院长，直到她从成功大学文学院长退休，我们都保持联系，在她生命末程，我也去医院见她最后一面。

我记得有一位数学老师姓伉，是创校元老伉乃如的儿子。他教得很好，在我们女生部十分有名。他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大家叫他“伉老二”，长得很高，未婚，同学们都觉得他很英俊，我不觉得怎么样。抗战时期大家都穿棉袄、草鞋，他却独树一格，穿着白西装。

那时，他对我们班上一位女生颇有好感，她是南开的校花，就坐在我隔一个位置上。我们经常有小考，伉老师就在我们座位之间走动，往来巡查，有时低头看学生会不会写、有没有问题。每次，当他伏身到那位女同学位置去看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怪相百出，挤眉弄眼、推来推丢。我们那时用毛笔写字，都有砚台。有一位同学非常生气，觉得他太讨厌了，怎么光是看她，就磨了一盘墨在砚台里，放在桌角上，让它突出桌沿一点，伉老师走过时就撞上了，墨汁淋到白西装，大约有半个身子。他用天津话生气地说:“这叫么？这叫么?”意思是:“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女孩子这样整男老师，有时候好可恶。

影响我最深的是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南开中学的国文教科书，初一到高三，六年十二册是著名的，主编者就是孟老师。初中时选文由浅入深，白话文言并重，“五四”以来的作家佳作启发了我们的新文学创作。高中课本简直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选文读本，从《诗经》到民国，讲述各时期文学发展，选文都是文学精华。

孟老师教我高二国文那一年，更开创了中学课程少见的选修课，有高二全校的诗选（男女合班）、高三的词选。那两年我已长大成人，除了必须应付别的课程，准备全国大专联合考试之外，日日夜夜背诵诗词。今日静静回首，中国文学史中重要佳作我多已在那两年背了下来。

除了课堂讲授，孟老师对我也像个父亲一样，把认为我能看的书都借给我看，有时候他还会说:“今天我们家做炸酱面，你来吃吧。”那也是我记忆中好吃的东西。

南开的老师，以任何时代标准来看，都是注重性灵启发的有识之士：和中山中学许多被学生终身怀念的老师一样，他们都是在战火中由北方逃到四川，追随张校长的办学号召，同甘共苦的。

二00四年，我们四十三班的五十周年纪念集里，受最多人追忆的是孟老师和郑老师（男生说当年有百份之四十的毕业生因为郑老憨而去投考化学和相关科系）。另有一篇传国涌同学《呼唤人的教育》，写物理名师魏荣爵的故事:有一位孟老师国文课的得意弟子——四十一班的学长谢邦敏，毕业考物理科缴了白卷，但在上面写了一首词述志，自思是毕不了业啦。魏老师评阅考卷也写了四句:“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谢学长考上西南联大法律系，后来在北京大学教书。校园里流传着不少这样的故事，不难理解为何南开的老师们这么令人怀念了。

南开的体育教育也是全国著名的，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除了下大雨，天天练球、比赛，无处逃避。

最初，我以为垒球（当年甚少棒球）比较温和，适合我瘦弱的身体，谁知跑垒却需最大速度，我在饱受嘲笑之后，发现自己事实上是可以跑很快的。经过锻炼，半年后由“靠边站”的后备球员升为班队一垒手，初三那年竟然还成为女中田径校队的短跑、跳高、跳远选手。有位老师称赞我跳高、跳远像没事似的，“飘”一下就过去了。

我父母对我的体育表现实在不能相信。那一天，母亲终于鼓起勇气去看我比赛，大约是一百公尺赛跑吧，她忧心忡忡，随时准备在我倒地时把我拎回家。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其实，体育课还有一个噩梦，就是踢踏舞。

有位高老师教了我好几年体育，她长得很挺，身材优美。踢踏舞是必修，学生们很规矩她跳，我老是跟不上舞步，她手里拿着小指挥棒，常常敲我脚踝。还说:“你的功课这么好，脚怎么这么笨？”后来她到台湾，我们同学还去看她，我没去，因为被她打太多次了。我真的不会跳，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笨?我就是不会跳踢踏舞，她拿着小棍子是真的敲打，又很诚恳地说我笨，我也觉得很羞愧。一点也不怪她。
3、十八张床的闺房

整个中学时期，每星期六下午三点半，是我们切切盼望回家的时间。——数十年来每到此日此时，我仍会期待有快乐的事发生。

南开中学因为建在郊区，所以规定全体学生住校，我家住在二里路外，也必须住校。那时，车辆交通几乎是不可能的，战时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我未听闻任何人家里有私家汽车。

女生宿舍每一间有十八张木板床，三排各六张，中间只容一人行走。床下有个小木箱放衣服。早晚自修比照上课一样管理，星期六下午三点半可以回家，星期日六点回校。

我住在宿舍六年，好似在庞大的家庭中长大，充满了团体纪律和个人兴趣冲突的记忆，最有趣的时间是清晨和夜晚熄灯以后。

战时，规模较大的机关、学校都以吹号定起居与上下课的时间。因为迁徙时买不起大钟，更梦不到电子钟。每天破晓六点，天还没有大亮，起床号吹得凄厉而且坚持。我们挣扎着从爬着臭虫的木板床上起来，尤其在冬天真是件辛苦的事。在操场上排成队的时候，山城的雾常常浓得看不清邻班的脸。早操之前，经常是女中部主任王文田训话。几乎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她说我们:“心里长草，头上冒烟!”不知为什么，多年后重提此训，大家都会哈哈一阵，开心得不得了。

那些年，不但女生怕她，男生也极怕她，胆子小的直到毕业都未敢走进女中部大门。我至今仍有一段未解之谜，像她那样冷峻的女子（我们背后称她为狮身人面像），女中第一班毕业、留学德国的可怕人物，怎么会在四十多岁去嫁人（名学者李书华续弦）？多年后。我四十多岁去纽约看她，她开门，我刚说:“您还记得我吗？”她就流下泪来，说:“哎呀，我怎么不记得你们这班淘气包呢?”那些年，她在雾中一开口，大家立刻忘记昨夜的梦，她的声音像小钢炮，用天津话说我们“野得没有救了”，怎么会用这么温暖的“淘气包”形象记忆我们呢?

更丰富有趣的宿舍生活是在有气无力的熄灯号之后。睡眠不一定随黑暗而至，没有大月亮的晚上，确知不会跑警报，就是那十八张木板床上的人谈心的唯一时间。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当然憧憬爱情，课内课外的书，字里行间都找得到爱情的暗示（那时很少“明示”），诗词歌赋全是伤春悲秋的情境。但是在那时的中学环境，不允许“谈”爱情，更没有人敢承认有钟情的人，若是敢承认恋爱，大约只有开除了罢。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南开中学校舍里臭虫闹得很厉害。我们回家时，行李都不准进屋子，得先放在院子里晒，再把被子拆去洗，若有臭虫就丢掉，有时连书里面也都是臭虫。张忠谋先生的自传也写到南开中学的臭虫，提到他们向校方抗议的情况。

为了对付臭虫，每隔几个礼拜，我们三、四个女生就抬着自己的木床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虫，多少会把虫子熏挥一些。后来发现没用，因为臭虫已经多到进了地板、天花板，总不能把屋子拆去烫。晚上，宿舍在考试前会晚一两个钟头熄灯，我们挑灯夜战，就会看到那烏罩、直接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一串一串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的恐怖情景，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

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一面睡，没有一个人不终生难忘的。臭虫是无可奈何的，学校也解决不了，因为那时没有办法消毒。抗战时没有“DDF”，若有，就是神奇得不得了的东西。直到我们毕业离开，才脱离臭虫的威胁。至于蚊子、苍蝇，更不用提了。即使如此，南开已经算是很讲究的学校了，餐厅里还有纱罩。只是再怎么讲究，也挡不住困难环境里的卫生难题。回想我们的少年时期，没有一个人不是被臭虫咬大的。真是不容易。唉，那和日本飞机一样可恶的臭虫，也几乎是铺天盖地似的缠住了我们。是另一场噩梦，我若开始写牠们，只怕停不了笔。那些年全靠年轻的血肉之躯抵抗。
4、李弥将军的战马

初一、初二两年，我的身体仍然瘦弱，还偶在冗长的晨间升旗训话时晕倒，成为同学的笑柄。天气太热或太冷时，站久了有人就说，“看!齐邦媛快要倒了。”我也常常不争气真的倒了。

初二上学期快结束时，天气突然极冷，我们大多数人的脚跟和手指长了冻疮。那天周会在操场大雾中站久了，我又摇摇欲坠，站在我左边的同学李心娥小声说。“把手伸过来，我给你捏捏就好了。”她在我手腕上捏了几下，又在我左额捏了几下，很痛。但是我即能站稳，且呼吸顺畅了。回到教室。她从书桌内拿出一个小瓶子，倒了一些小粒子叫我吃下。我居然违反父亲教我不可随便吃药的告诫，吃了她的药，而且整日感觉很好。

李心娥在初二上学期开学两个月后插班进来。那时全国各省逃难的人都涌向重庆，南开中学因应战时需要，随时收合格学生插班，我初一上也是在十一月参加小考即收的。

但是，为了维持教学水平，学校规定学期结束时若有三份之一课不及格即留级，二份之一不及格即退学，不管家长是谁都没有用。暑假后，全校成绩公开贴在行政中心“范孙楼”，红笔多的即是留级，这就是著名、令人战栗的“红榜”。我还记得有一年看榜时，他们挤得把楼板都踩塌了。

李心娥插班来的那天。导师带她到门口。大声说，“这是新生李心娥。”她实在很矮，排在我左手座位，我那时也是又矮又瘦。坐第一排。她站在教室门口那表情，羞涩畏惧，不就是我到南开以前已经做了六次插班生，每次进陌生教室的表情吗?她既排在我邻座，升旗、早操也靠在旁边，我就事事带着她熟悉新环境，尤其是课程进度，明天要缴什么作业……等。她几乎什么话都不说，只是感谢地笑着、听着。直到新年前，某个星期六下午，在几乎走空了的宿舍，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床边哭泣。
那天下课，轮到我做值日生，扫完教室回宿舍去取回家小包，经过邻室，看到她孤单的身影，我恳切地拉着她和我一起回家。

父母亲自从在南京宁海路开始招待东北的黄埔学生之后，直到他们去世，将近半世纪都以素朴丰盛的北方饮食招待客人。到沙坪坝定居后，哥哥考上中大医学院，却一心想作外交官，重考入政大外交系。母亲鼓励他带周末无家可归的同学回家吃晚饭，她最受不了别的孩子没有家，吃不饱饭。

李心娥是我带回家的第一个客人，她和我一样瘦弱，更引起我母亲的关心。我们只知道她是云南人，爸爸是军人，调到重庆驻防，带她来上南开，妈妈没有来。从此，我几乎每周末都请她一起回家。母亲知道她被疟疾折磨所以长不高，对她更加关怀，为她增加营养，和我一样待遇。

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后，日本飞机加强轰炸重庆，除了下大雨，天天来，连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来。民间赶修的防空洞只能挡爆炸碎片，若被直接击中则只有毁灭。重庆四周高山之上设立许多防空监视哨，空袭时便在哨前长杆上挂起一只红色灯笼，并且响起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敌机侵入一定范围之内，再挂一只红色灯笼，接着响起紧急警报，急促的一长一短的警报响彻山城内外。那种尖锐凄厉的声音，惊心动魄，有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扎上腰带穿鞋逃命，那样的惶惑和愤怒，延续数年的警报声，在我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终生未能痊愈。南开没办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只能在空袭警报时立即疏散，每次周会就领学生念口诀:“一声警报，二件衣棠，三人同行，四面张望……”。

我们女中教室后面是一些小小的沙丘。像千百个狐穴，跑出去时就三人找一丘靠着。天晴时，可以看到两翼漆着红太阳的日本轰炸机，看它机翼一斜，肚子里落下一串串银色的尖锥形炸弹。有时，看到我们的驱逐机从反方向迎战，机关枪的声音在空中响起：有时则看到冒烟的飞机，火球似地向地面坠落。我们心中燃烧着对日本的痛恨，这样的心情，是我生长岁月中切实的体验，很难由心中抹灭。长长的八年，在自己的国土上流离，没有安全感，连蓝天上也是暴力，怎能忘怀?

这一年六月。政府下令七月以后各校学生及老弱妇孺都尽量往树木多的郊区疏散，减少伤亡。有一天，李心娥对我父母说，她父亲邀我们到他驻防地一处名叫黄桅标的地方躲避一下，暑假后能上课再回来。我父亲问了她父亲大名及军区，知是云南军的一位师长，李弥将军。

暑假开始，母亲、我及两个妹妹过了长江，过江的时候，船夫嚷着，“挂球了，快点划，赶快拢岸!”由江岸搭上军车，车行约三十里到一个群山环绕的小镇外临时军营。李心娥的父亲戎装出来迎接我们，我真想不到瘦弱的她有这么漂亮威武的爸爸。他第三天就到另一区防地去了，直到八月底我们回沙坪坝才回来。

在黄桅桦军区，我又有另一个颇可自傲的经验。住下后第三天早上。李心娥带我去骑马。幼年时在东北家里，爷爷有马，村镇之间多数男人也骑马，但那是我不可企及的梦啊…这天清晨，勤务兵牵来两匹大马，我们两人都比马背还矮。马兵说每天早上都须榴马，把我们这么小个的“女娃儿”放在马背上，马都“不晓得”!

李心娥很明显的是会骑的，她一跃而上。而我，站在马旁——是师长的马，他们优待我，简直手足无措，想逃走。但见马兵微微一笑，一手托住我左脚放入踏瞪，扶我抬身到马背，再把右脚跨过去找到另一边踏瞪，坐稳在巨大的马鞍上，抓紧了缰绳。由慢步走（trot）到小跑，马兵一直用手牵着蛮绳，数日后我居然也敢跑马了（gallop）。三十里外的重庆仍在日机恶毒的“疲劳轰炸”下，成日成夜不能解除警报。而我。住在军营里得了短暂的安全。每天早上在树丛土路上跑马，凉爽的风吹透
了我少年的短发。

那种感觉是连梦中也无法想象的，马背上的李心娥，自信、稳定，和在学校判若两人。她说在云南家乡，随爸爸移防，必须会骑马。而我，在那样的缘份下竟然骑过李弥将军的战马……她所说的滇缅边境的崇山峻岭，激流狭壁引起我无限想象。我那些年常常希望自己是个男孩，长大了也去从军，参加骑兵队，像二十九军的大刀队那种兵，从长城喜峰口到南天门，像我外祖母的蒙古祖先一样，跃马千里，绝不要蹲在沙丘旁，让那么小的日本倭寇到我头上来轰炸我。我们两个来自中国极北端和西南端的女孩，在敌人的轰炸下结成好友，那种真正患难柑共的感觉，是太平岁月中长大的人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夜间空袭时，跑了一半，在急促的紧急警报声中，靠月光找栖身的小沙丘，牵着拉着，互相喊着名字，坐下后听远远近近的炸弹，看三十里外城里的火光，两个十五岁女孩分担着不可解的恐惧。解除警报时多半己是凌晨两、三点钟。解除警报是长长徐缓的长鸣，好似在长长地吁气，庆幸我们还活着。数百人因为彻夜未眠，跌跌撞撞地往宿舍走，很少人有兴致抬头看刚刚带来死亡威胁的天空。月亮已经落下，星光灿烂，而我那时并不觉得星空美丽。

初三毕业，李心娥随她父亲回云南。战争已逼近西南各省，沿着云南边境新修的滇缅公路需要大量的防卫军力。最后一次她到我家，带了一个锦缎包的玉镯交给我母亲，请我母亲为她收着。说是她母亲的纪念。她已经“不在”了。我至今也不确定是怎样的“不在”，平日她很少提到云南的家庭生活。抗战结束，除了她初回云南写过一封信。我家离开重庆，就断了音讯。十年之后，我家又“逃难”到台湾已数年，在反攻大陆声中，报纸上大幅报导国军留在滇越边境的最后守将李弥将军奉命撤退来台，转战万里终能归队，他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他到立法院报告时，父亲约他相见，请他将玉镯还给李心娥，此时才知道心娥亦已嫁人，居住国外。李将军见到玉镯时十分意外，两人谈到当年在抗战中枢的重庆，信心与斗志何等旺盛，而今退守海隅竟是这般局面，感慨万千，只余叹息。
5、童子军日行一善的梦

我在初中三年最快乐的记忆是童子军训练。战时的少年比较勇敢，因为是真正的天真，爱国更绝不落后。

那年重庆被炸得最凶的一次大火后，我们选了一队童子军代表走路进城去共赴国难。走了大半程，只见士兵从未熄的火中抬出无数焦黑尸体由军队运出城，指挥者间带队老师:“这些娃儿（四川话）来做什么?赶快带他们回去！”

我们站在路边拚命哭，一面唱:“我们，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高……”据说回校后，老师被记了大过。但是那一具具焦黑的尸体，绵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梦。

我至今仍记得有次到歌乐山麓去练旗语的情形。我认真地传递敌情，觉得自己有用得不得了。又因为童子军必须日行一善，每次经沙坪坝镇上回家的路上，总希望能帮助路旁需要救助的人。但那时的沙坪坝已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师生数万人，已是有名的文化镇，轮不到童子军去日行一善，颇令我们感到无用武之地。初三开学不久，有外国贵宾来访，南开是首站，我和另一个同学被派去大门口站岗。那时我刚升为小队长。童军服（即制服）肩上钉了一卷绳子之类的标示，扎上鲜明的紫白二色南开领巾，手持童军棍，自以为是在做很重要的事。那天，恰好张大飞由重庆丢我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与日机作战，经过南开门口，到家后对我母亲说，“我刚才看到邦媛在校门口站岗，她的胳臂和童子军棍一样粗。”
我听了不以为意，所有的人都说我太瘦，我反而说胖的人俗气。那时的我，对外表美丑毫无自觉。剪个男发，从不照镜子，甚至对男女有别的种种也很不注意。我的堂姐保冈恰好相反，人长得漂亮，在中山中学读高二，据说是校花。暑假回家。整天照镜子，很看不上我的不修边幅，对我说:“你的童年怎么这么长？”

整个初中时期确实似童年的延长，但从小到处转学的我，从此进入稳定的成长期，在南开优良的读书风气中，得师长之春风化雨，打下了一生读书为人的基础。

那年开学前，妈妈在镇上给我订做了几件浅蓝的和阴丹士林布（洗一辈子也不褪色，到台湾后几乎没看到过）的制服长衫，因为我要上高中了，不能再穿童军服了。

有一天早上我穿了一件浅蓝短祖的制服，从家门口小坡走上田梗，走那种长满了草的窄田梗需要灵活的平衡，两旁的稻用在大雨后积满了水，在一低头之际，我看到了稻田水里一个女孩的倒影，那是穿了长衫的我啊!我正伸着双手保持平衡，满脸的快乐与专注。头上的天那么高，那么蓝，变化不已的白云飞驰过去。十六岁的我，第一次在天地之间，照了那么大的镜子。
烽火烧得炽热，炸弹声伴着我们的读书声。不跑警报的时候，埋首用功;跑警报时，课本仍然带着，准备明天的考试。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跟今天在幸福环境成长的孩子比起来。较具忧患意识，懂事得早，心灵却也衰老得快一些。在那么艰难的环境，我们每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晚上被臭虫咬，白天要跑警报，连有月亮的夜里也不放过。正因如此，剩下的一点时间就变得无比珍贵，老师说:“不好好做人，就会被淘汰。”就像不好好躲起来就会被炸死那样地戒慎恐惧。每天早上升旗典礼，老师们总会说些鼓励的话，南开给我们的这种“敲打的教育”，深深影响我们。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连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过:“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6、炸弹下的文艺青年

一九四0年暑假，我看榜知道已由初中直升高中，功课压力暂时解除了。漫长的夏日。我常常穿过中大校园往嘉陵江边找小岩石角落坐下看书，那地方似是孤悬江上，没有小径，下面就是相当清澄的江水。

我大量地看古典小说，《水浒传》看了两遍，《红楼梦》看到第六遍仍未厌倦，因为书中男男女女都很漂亮可爱，和战争、逃难是两个世界。《西游记》里的人都不好看，《三国演义》，我想大约只有爸爸才看得懂……。

升上高中后，脱下童子军制服，换上了长旗袍;春夏浅蓝，秋冬则是阴丹士林布。心理上似乎也颇受影响。连走路都不一样，自知是个女子，十六岁了。从此，功课不只是功课（数学仍是），而是学问，自觉人间一切课题开始由浅入深处处启发着我。
最感到幸福的是高二那年，吴振芝老师又轮到教我那一班的世界人文地理，那门课融合了世界历史的重要源流和变迁。吴老师似乎更侧重历史与现势发展，有时她在黑板上画世界地图，希腊、罗马、迦太基;讲述英国的伊莉萨白一世和西班牙无敌舰队、哥伦布航海路线、南北极的探测、印度和中东、非洲的落后与神秘……，每一堂课都似瀛海传奇深深吸住我们的目光。课本内容原已相当丰富，老师还常常带些当时稀有的大本洋书和图片给我们传阅，她声调低沉但充满了feelings（只是“感情”是不够的），常似在检视偌大地球的沧桑。也许我们那班女生懂得，那二十三、四岁的年轻老师刚刚经历了人间至痛，才有那样深沉的声音吧。在成长岁月中读了这样一门课，使我日后对阅读、旅行都有适当的期待，借着少年时代的知识基础和渴望，可以探索别人文化的深度，而不甘于浮光掠影式地盲目赶路。

也是在这幸福的一年，孟志荪老师教我班国文，我他选了他首次开创的“诗选”，算一算，一星期有七堂他的课!

他那时大约已五十岁，在我们眼中，已经很老了。他长年穿深深浅浅的长衫，既不漂亮。也不潇洒（偶尔换黑或白色中山装）;他的声音带着相当干涩的天津腔，但当他开始讲课。立刻引人全神贯注。他的语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内容滔滔深广，又处处随所授文章诗词而激流奔放。五十年后，重庆南开同学纪念母校的书，写得最多的是国文课，几乎全写孟老师（三十多年前鹿桥在《纤情书》中也有怀念长文），有一位男同学朱永福的题目即是《激情孟夫子》，详记我们国文教材之成功全由于孟老师主编的态度，讲课“生动精采。充满激情，任何人听他的课都会被他吸引，感情随他的指引而回荡起伏。进入唐宋诗文的境界，下课铃响后，才如梦初醒，回到现实。”他又说，可惜孟老师抒发感情、嬉笑怒骂的瞬间激情，女生班都看不到。

虽如此，但那时我已长大成人，又逢国难，很能了解孟老师为什么说若没时间读全本《史记》，又想读最好的，就先读司马迁写倒霉不幸人物的传记，《项羽本纪》就比（刘邦本纪》高明得多。从南京到四川这一趟千百里的流亡经验，也让我深深明白为什么孟老师教杜甫诗时，竟声泪俱下。教室里弥漫一股幽愤悲伤，久久难消。

我浸润于孟老师的诗词课整整两年，如醉如痴地背诵、欣赏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加上日后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英诗课上也背诵了百首以上的英诗，中英两种诗选中棺异又相似的深意与境界，四年之间在我心中激荡，回响。在生命的清晨融合出我这样一个人，如罩子豪《金色面具》诗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7、《时与潮》杂志与辩论赛

高中时，我敢于主编学校的女中墙报并且动手用毛笔挥写一部份版面（我那清晰生硬的印刷体和后来教书写黑板的英文板书使我终身写不出潇洒的字），后来在辩论会上有凭有据地驳倒对方赢得胜利，主要是我有来自《时与潮》杂志社的最新资料，甚至有许多是英文原文、世界权威的著作。

《时与潮》是一九三八年由京沪撤退到汉口后，困坐愁城，几位东北知识青年请我父亲担任社长并筹钱办一本专门介绍国际现况的杂志，使人民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势，出刊之后相当成功。一九三九年撤退到重庆不久，印刷厂所在的那条街被炸毁，父亲找到一部旧机器。搬到沙坪坝外成立印刷厂、编辑部，从此安定出刊。

战时重庆真可说是人文荟萃的中心，除了政府人员，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学生，用各种方式来到重庆，不仅为了不愿作侵略者的顺民，还要前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参加长期抗战。

《时与潮》在汉口出刊不久即建立声誉，到重庆后增加编辑人手就顺利多了。最早的工作人员多是国内名校外文系的高材生，当时已有写作经验的刘圣斌、邓莲溪等先生由东北协会推荐而来（东北与华北沦陷以后，我父亲的工作由组织地下武装抗日转为文化与教育工作），加入阵容。到了沙坪坝，因地利之便，聘请中央大学教授贾午（立南）先生为总编辑，编译人员大多数由中大、重庆大学的教授兼任。四、五年后又公开招聘了许多译写好手，其中最年轻的编辑如吴奚真、何欣、汪燊定等。他们来台后在文学教育、经济方面都很有贡献，《时与潮》是他们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后来，汪先生被中美合作善后救济总署派来台湾，我一九四七年来台大，他常在周末借吉普车带何欣先生与我去台北近郊游访名胜。他们回忆在《时与潮》工作时的挑战、抗日生活的苦乐，以及战后国内外种种变迁，话题源源不绝，数十年后仍常聚谈，趣味无穷。
当年为争取二次大战最新资料。《时与潮》派出刘圣斌先生驻在伦敦，邓莲溪先生驻华盛顿。负责搜集、阅读每日报纸（与《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都有中译版权）和最新杂志、书刊，将重要适用的剪报、论述篇章加上大事分析寄往印度，由驻印度特派员沈旭宇交航空班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 ——战时，英美援华军用与生活物资皆由印度转往重庆，张大飞飞行初期常被派往印度将美援飞机开回中国云南和四川，大约七天可到重庆。编辑部收到后，立刻日夜赶工中译，让《时与潮》的文章一直能保持半月刊的新知要求与时效性。

在那个时代，那样遥远的内陆山城，《时与潮》是很受欢迎的刊物，政府与民间都很重视，几乎每次出刊立即销售一空。许多人说那是水深火热的战线后面的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美国参战前后，半月刊经常加印四、五次，机器都热得烫手。《时与潮》选材之精准，译笔流畅，立论之高，在那时很少有刊物能与之竞争的。

《时与潮》办公室离我家不远，大约五十公尺，中间隔着大片水田，从家里可以看到办公室的灯光。每期出刊前，父亲为了熬夜看稿干脆睡在办公室，只要是父亲在那儿，我母亲就会看那灯光，灯光没熄，母亲也不睡觉。对他们这一辈的人来讲，这表示感情吧!我记得那灯光总是到凌晨一、两点才熄。

每星期六下午三点半我奔出校门，走过镇上唯一的大街，右首一条小径引向那幢小小的白色房子，我总是先到编辑部看看爸爸有没有在里面。他周末两天由重庆城里回家，会先到社里看新到的资料和译稿，开会，定下一期篇目。我由沙坪坝经过时，一定会买一大包花生，到爸爸小小的社长室里，坐在他连夜看稿时睡的单人床上剥花生吃（他桌上有稿子，不许我们碰）。如果他不在，我就剥出一大把最好的花生，放在一个土烧小瓦钵留给他。剥花生大约是他那时代四十岁的人，尤其是政界，绝不会主动做的。有一天，他告诉我以后再不可以坐在他床上吃东西了，因为前一晚有一只老鼠到床上咬了他的鼻子一口。

我上高中以后，编辑部叔叔们大约觉得我该有超过吃花生的知识，对于我由浅入深的问题也比较看得起了，常将他们不用或用过的有趣英文稿子借给我看。有风土异闻、文化趋势等。后来，我随杂志社到防空洞去躲警报时，总编辑贾午伯伯最喜欢说，“来来，我来考考你。”他考我的那些章句，指引我读英文文章的重点，早已超出高中英文范围（南开的英文水平已比别校高）。如此日积月累，到大学联考时，英文科英翻中的题目是英军三十八师在缅甸深入丛林与我军会合的故事，对我而言是小场面，如果敢放肆的话，会当场大笑三声。

驻英特派员刘圣斌先生也教了我很多英国的事情和礼貌，他来台后做了立法委员，但不久就去世了。一位驻美特派员邓莲溪先生，从大陆来台湾时坐太平轮，失事丧生。他太太先来，行李也都运来了。他死后，太太打开行李箱，箱里有很多书，她就叫我去选，因为他是外文系的，我拿了一些他的书。赌物思人，回想他们在那间编辑室里日夜赶稿的情景，不胜烯嘘。
高二上学期，我被指定参加全校性的辩论社。开学不久，九月下旬即得代表高二出赛。
辩论的题目原是男女生的读书趋向之类，海报贴出后，有一天张校长散步看到了，说:“都什么时候了，天天跑警报，还教孩子们辩论这“没有出息”的问题。”指导老师连忙把主题改为“美国会不会参战？”
这题目贴出去，在文化中心之一的沙坪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么严肃、重大的问题，高中学生怎么敢去公开辩论？原选出的六个人（正、反二方各三个人）也非常惶恐，都想退出。老师说。南开精神就是允公允能、勇敢接受挑战，不可以退出，叫大家加紧准备。
这实在是远超过我们能力的大问题，双方都动员了家长。反方：辩论美国不会参战。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战时一家大报的主笔：我站在正方：美国会参战，有专门分析国际局势的《时与潮》作数据库。其实双方都有资料的后援。这已是同学间公开的秘密。我父亲觉得这题目对一群“毛孩子”来说太大了，只笑着对我说，“输了不要哭就好。”编辑部的叔叔们意见甚多，教我由原文资料中归纳为清楚的九项。分给同组三人掌握。整整一个月，我们三人储备了丰富的内容，而且必须保密，老师说，这才能出奇制胜。辩论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至今仍记得上礼堂讲台时的紧张和后半场答辩时的冷静自信。我一生读书记忆力甚好，能将纸上资料适时用上。当时侃侃而辩，苦战之后我们是赢方。我有生以来首次知道自己可以不做哭娃娃，也第一次明白，胜利的代价不全是快乐。
赢了辩论后的周末，我由女中的“受彤楼”经行政中心“范孙楼”出大门回家。对面的高中男生教室窗口照例站满了“看”女生的人，他们看到我走来，大声地用刘半农《本事》的歌词改唱:“记得当时年纪小，你要参战，我不要……”然后喊：“快步走…一、二，一、二……”我几乎半跑步奔出校门。以后每次经过都疾行而
过，因为他们又在喊:“飞毛腿…加油！”
三个月后，十二月八日，日本海军在凌晨一点突袭夏威夷的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西方同盟国家全体对日宣战，全球局势立刻明朗化，中国不再孤独。已独力抗战五年，困顿不堪的重庆立刻成为亚洲最大盟国中心。一切有了希望，我那中学生的“论点”全都正确，年轻的心确曾沾沾自喜了许久。
有一天在饭桌上，爸爸静静地对我说，“你赢了辩论会可真不容易，可见读书已知道重点。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能说什么，而是能想什么。”父亲一生常在我颇为自满的时刻说，“可真不容易啊，但是……”引领我进入深一层思索，虽然当时有悻悻然之感，但我一生处逆境时，多能在不服气之后，静静检讨，实得之于父亲的这种开导。
《时与潮》的业绩蒸蒸日上，除了政论半月刊，后来又增加《时与潮副刊》 （月刊，介绍生活、医药、社会等各方面新知）以及《文艺双月刊》，创刊后销路也很好。同时，又获美国驻华大使出面将《读者文摘》 （Reader'SDigeSt）中文版授权给《时与潮》出版，当然也广受欢迎。
另外，编辑部以特约和兼任方式聘请文学界、学术界著名作者中译许多英、美、法文著作，如:以分析现势及历史为主的《法国的悲剧》、《巴黎地下二妇女》、《罗斯福传》、《拉丁美洲内幕》、《世界战中的印度》等数十种专书，风行一时。纯文学作品中，最畅销的是《高于一切》 （this AbOVe All），描写英国一位护士和军人的战争生死恋。故事动人。畅销到几乎人手一册。这本书还在翻译时，我已先睹为快。我经常去编辑部凑热闹，当他们休息时，会把原文书借我看，由于只有一本，还是从印度经“驼峰”运来的，万分珍贵，我像秃鹰一样趁他们工作的空隙抢读，有几个晚上我把书带回家，第二天清早赶快去还，因为人家要工作。
除了出版，父亲于一九四一年初春在沙坪坝大街上最好地点祖屋设立“时与潮书店”，宽敞明亮。除了陈列自己出版的书刊，也齐备古典作品及战时能搜集到的各种书刊。因为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欢迎学生翻阅，有的书甚至翻破再补。战时，许多学生无钱买书，坦然地去“时与潮书店”一本本翻阅，吸收知识。有些人说，那真是一座最“跟得上时势”的图书馆;也有人（如赵淑敏）回忆，说那是她的启蒙学校。
每周我由南开回家的路上必去“时与潮书店”还书，回校时再去借取新书。只要是能读的书，我很少遗漏。国共合作那几年，有不少俄文中译作品。除了屠格涅失和托尔斯泰令我敬读膜拜之外，记忆深刻的还有高尔基的《母亲》，另一本《露西亚之恋》，只记得书名很吸引我，内容、作者则忘了。当时左倾文坛捧得最厉害的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A.OStrOVSky）着，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一个工人的自述，那种强烈鲜明的政治意识是当时的我读不懂的。二00二年左右，我突然在台北书市看到这本书，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早已有理性根源，那一类的书确实成为我判断的基础。
有“时与潮书店”这样又大又新的书库，我读遍西方名著的中译本。当年敢译书出版的，多数是中文根柢深厚又研究西方文学的文学、教育界人士。在电视出现前的岁月，出版界没有生存的威胁，彼此竞争亦不大，出书是唯一能出头露面的方式，可以建立真正的社会地位。出版界的编辑者都有相当高的眼界与权威，不屑仅以销路为考虑。但是那时的白话文比较拘谨，不似今日的轻松流畅。
战时因为纸张质量不好、印刷困难，有一些真正令我感动的书，多翻几次就出现磨痕。高中毕业后等联考发榜那段时间，我买了当年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恭谨地抄了一本纪德（Andre gide。1869-1951）《田园交响曲》和何其芳、卡之琳、李广田的诗合集《汉园集》，至今珍存。字迹因墨水不好已渐模糊。简帧办的大雁出版社在一九八九年春季出版了仿古典线装本的何其芳《画梦录》，我也是以重逢老友之心珍藏的。
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时与潮》带给我的影响极为深远:既奠定我一生追求知识的基础，也打开眼界，学习从宏观角度看事情。这是我最感谢我父亲的地方，虽然我是女儿身，但他对我的教育非常认真。
8、大轰炸
生命充满反讽，今日思之，确实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之时。我开始谈文论艺是在晴天和月夜逃警报的时候。初中时期思想单纯，常在疏散四郊时讲一讲课本上的难题相同学间的小喜小悲。虽然害怕，有时觉得不上课（尤其早上的数学课）出去跑跑也很有趣。但是。跑掉的课都会在昏昏欲睡的晚自习时补上。高一那年轰炸得最厉害，伤亡惨重。《时与潮》社在政府号召下，也在山坡下修了一个较坚固的防空洞，里面置一张小书桌和许多木凳，可以容纳二十人左右。装了电灯，备有水与干粮，让编辑部可以一面躲警报一面赶稿子。父母亲也叫我空袭时立刻由小径穿过稻田回去躲警报，学校亦鼓励高中的带初中三、五人到安全地方躲避。我常带爸爸好友洪兰友伯伯的女儿洪蝉和洪娟回去，解除警报后顺便回家吃一顿饱饭再回学校。防空洞外，死亡的威胁不曾停歇，但在活着的分分秒秒里，听大人们谈论时局、分析时事，对我都是宝贵的启发。那时，轰炸的声音在耳内回响，但防空洞内所读书籍的内容也在心里激荡。回校路上，常是我讲述书中故事的时候，这大概是那个年代舒抚恐惧的唯一方式吧。
我有幸（或不幸）生在革命者家庭，童年起耳闻、目见、身历种种历史上悲壮场景，许多画面烙印心中，后半世所有的平静及幸福岁月的经验，都无法将它们自心中抹去：这当中，最深刻、持久的是自十三岁到二十岁，在我全部成长的岁月里，日本人的穷追猛炸。每一天太阳照样升起，但阳光下，存活是多么奢侈的事。
回忆六十年前种种暗夜恐惧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重读抗战历史，即使是最简单、一日数行的《民国大事日志》 （一九八九年，台北，《传记文学》），翻到
一九四0年八月，除国际要闻、前线战报外，记载着：
九日：日机六十三架空袭重庆。
十一日：日机九十架空袭重庆，被我击落五架。
十九日：日机一百九十余架狂炸重庆市区。
二十日：日机一百七十架又狂炸重庆，市区大火，民众损失惨重。
二十，一日：日机八十余架空袭重庆。
九月十，一日：日机四十四架袭重庆，被我击落六架。
九月十八日：东北沦陷九周年，李杜报告。东北义勇军上半年作战共三千二百余次，平均每日对日寇出击二十次。
十月七日：昆明激烈空战。
十二周二十九日：美总统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示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关系，美国决心负起民主国家兵工厂之职务，美国将以大批军需援助中国。
在他著名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今日世上已无处可寻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  这是一九三三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hiltOn"l900-1954）所著《失去的地平线》 （LOst horizon）地名，举世闻名至今。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寇飞机夜袭重庆市，校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市民死伤约三万余人。报导指出，日机投弹炸大隧道各面出口，阻断逃生之路，救难人员在大火中打通两、三个出口，隧道内市民多已在窒息之前自己撕裂衣服，前胸皮肉均裂，脸上刻满挣扎痛苦，生还者甚少。这一页页血迹斑斑的记载。可见日人之狠毒，这样的残忍，促使战时抗日的更大团结。这段历史上不容漏载的国仇，我至今仍感愤怒悲伤。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日机开始对重庆进行日夜不停的“疲劳轰炸”。几乎每日一百多架公炸四川各地，有些小城半毁，其目的在摧毁中国人的抗战心防。至十二一日，一周之间，日以继夜，无六小时之间隔。重庆市内饮水与灯光皆断，人民断炊。无家可眠，但在这种凌虐下，抗战意志却更为坚强。此日，八十六架又来狂袭，在蒋委员长驻扎的曾家岩三度投弹皆末命中。同月三十日，袭黄山军事会议会场，死伤卫士数人，国民政府大礼堂被炸毁。
整个八月，在与南京、汉口并称为三大火炉的重庆，仲夏烈日如焚，围绕着重庆市民的又是炸弹与救不完的燃烧弹大火，重庆城内没有一条完整的街，市民如活在炼狱，饱尝煎熬。
有一日，日机炸沙坪坝，要摧毁文化中心精神堡垒;我家屋顶被震落一半，邻家农夫被炸死，他的母亲坐在田坎上哭了三天三夜。我与洪蝉、洪娟勇敢地回到末塌的饭厅，看到木制的饭盆中白饭尚温，竟然吃了一碗她们才回学校。当天晚上，下起傍陀大雨，我们全家半坐半躺，挤在尚有一半屋顶的屋内。那阵子妈妈又在生病，必须躺在自己床上，全床铺了一块大油布遮雨，爸爸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油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等着天亮……。
那就是我最早的青春岁月的场景。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即使只有十七、八岁，也磨出强烈的不服输精神，也要发出怒吼。
9、千人大合唱
一九四一年的寒假在大轰炸中度过。开学后，南开合唱团每天抽一小时勤练由李抱忱老师指挥的“千人大合唱”歌曲。三月十二日先在大礼堂唱，后又加一场在重庆市中心被炸毁的废墟上搭棚架（后为精神堡垒广场），全城二十多个合唱团齐聚，同声唱爱国歌曲，希望让全城困顿的同胞听到，让全世界的人听到，让地下的亡魂也听到。我们唱着：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那一夜，歌声震撼云霄，所有人热血沸腾，眼泪没有干过，高声唱出积压在内心深处国仇家恨的悲愤。李老师多年后回忆当时情况:“我上台指挥时，看见团员后面是日机轰炸后燃烧倒塌的楼房，听见一千人雄壮的大汉天声。”那股歌声的力量，是太平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当晚曲“千人大合唱”会场出来，有几辆军用大卡车送我们回沙坪坝。在一个转弯，卡车后面门板被挤松脱落了，我们全都掉落地上，因为跌成一堆，似乎没人受伤，只听到一阵喊叫，大家赶快爬起来去追车子。掉下时被压在最下面的一位男生姓胡，是南开著名的钢琴天才，曾开过校内演奏会。我居然赶紧去拉他起来，急切地问:“你的手伤了没有？”这些年中，我偶尔会想起他，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不
知他后来有没有成为钢琴家?
那晚，我们在残破的公路上一面追卡车一面笑，沿路流过的嘉陵江在月亮初升之时美如仙境，战火死亡阴影下的青春有了片刻喘息。那短暂的欢乐令人永生难忘。
南开校风除了读书风气盛。才艺、社团活动也很多，校内常有各种音乐会、合唱团。个人音乐会中，最著名的是女中音曾宪恩，她唱的（花非花》、《我住长江头）等直扣内心，有人称她为“天使之音”，令我们如醉如痴。五十多年后我参加一九四三级同学会，知道她一直在杭州音专教声乐。另一位难忘的是男高音朱世楷，他因为唱《茶花女》中的《饮酒歌》而风靡全校，许多人迷他迷得快发疯了，每次他
唱《都纳故乡》就成为更多女生的梦中情人。四十年后我在南开旅台校友会遇到他，仍有些歌迷情结，白头宫女话当年，说我们女生曾多么为他着迷。他回到美国寄了一张手抄的（都纳故乡》歌词给我，大叹前尘如梦。他深受高血压之苦，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
南开的另一特色是话剧社，张校长创校后不久即成立，原意是演爱国剧激发爱国心，艺术文化是救国的方式之一。最早，张校长曾自编自导，一九二0年代周恩来在校读书时曾参加布景工作并饰演女角（男女不同台）。我在校时话剧社倒也不只演出爱国剧，有一年毕业公演演王尔德《少奶奶的扇子》，主角鲁巧珍高我一班，平日穿着制服，清丽飘逸，在戏里却举手投足尽是成熟风韵，令大家惊叹。
南开的话剧社公演、音乐会和各种球赛常是沙坪坝盛事，很得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支持。坝上有一些共同的“明星”。走在那条唯一的街上很吸引注意。有一年，南开篮球队相同样常出国手的东北中山中学篮球队有一场轰动的比赛。中山险胜。我幸好已毕业，否则不知该为哪一队加油效忠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