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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统治文化最发达的国家。简单地讲，是维护统治权力方法最多的国家。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产生大量的统治权术。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如“封建制”与“郡县制”对权力得失的争议等等。一部中国专制体制下的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统治权术的完善史。中国的人文学相较于自然科学，不知要发达多少倍，却没有伸张人权的思想洞见，没有对权力丑恶的精辟分析。没有对制度与社会进步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人文领域充斥争权保权的方法研究与愚民的思想教化。所谓“以史为鉴知兴替”的兴替，本质就是权力得失，所谓“水可载舟，亦可复舟”讲的是人民力量对权力得失的影响，立足点还是权力，如何能从中生发出人权理念和民主思想？
毛泽东年轻时，研究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利益，寻找造反的理由和依靠力量，后半生掌权之后，则“二十四史”不离床头，沉醉于权力得失的历史经验教训之中。直到现在，我们不是还在研究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权力）的原因吗？诸如舆论失控等等。研究还深入到用何种制度何种方法应对，体现出精细化，深层化，系统化的趋势，而立足点却仍是权力得失。问题是，权力得失的经验教训或保住权力的制度方法应对，对当权者或当权集团很重要，但对社会进步有意义吗？这是一个只有在专制体制下才会产生的问题，也只有在专制体制下统治者才会有的研究需求。而且这种研究需投入不少资金和人力，研究的人都是精英，智商都很高，这何尝不是一种智力的异化和浪费？
中国几千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想想历史上有多少智能之士在为争夺巩固所谓的“政权”绞尽脑汁，耗费着他们一生的精力与智力，中国能不落后？那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在西方出现，而没有在东方（中国）产生，或许从中可以找到答案。
专制体制一定会异化和大量浪费人的智力，这是因为专制体制存在两大致命缺陷。一是政权私有化或集团化，所以有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之说与行为，有如何夺取与巩固政权的方法研究与智力运用。而在民主体制下，政权非私有化或集团化。以美国为例，政权非总统或政党所有，他们的总统，议员，法官都是职业。政客竞争总统，不是争夺政权，而是竞争这一比较特殊的工作岗位；总统受弹劾下台，不是政权跨台，而是他行为工作有误而失去这一工作；总统到期下台，另一位总统或另一党派的总统上台，也不是下台总统或他所在的党派失去政权。政权本不是他或他们的，何来失去之说？所以不会有争权夺权的研究和智力浪费。而且民选的机制，使政客只有洞察民意才能上台，解决民众需求正是一种社会进步，政客洞察民意的智力运用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
二是权力并不创造财富，却可以获得利益。权力具有强制性，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当权力可以利用强制力量去获取利益时，争权就不可避免。在真正的民主与市场体制中，劳动者要获得财富，要勤劳和提高劳动技能；资本家要获得利润，要加强经营管理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科技人员要发大财，必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产品出新；即便是律师，他的收入，也取决于他保护公民权利的智慧与能力。正是这些人的劳动和智力运用，推动社会进步。而在专制体制下，通过权力强制来获得利益，是获得利益的捷径，引诱着人们去争权，实际上争的就是这种获得利益的权力强制力。权力强制力并不能创造社会财富或推动社会进步，所以争夺权力的智力运用当然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智力异化和浪费，
智力浪费是所有浪费中最大的浪费，它“挤出”（经济学概念）或窒息人于社会进步有意义的创造力。精英都把智力用于争夺权力，何来创新和社会进步？所以，民主体制不仅比专制体制更符合政治伦理，而且比专制体制更有效率，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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