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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先生介绍陈伯达，说他前半生理论上有所建树，也有某些独立的观点和思想，而后半生则和权力缠夹不清。他后半生的工作,用陈伯达自已的话，就是把主席的一句话变成一篇社论，独立的思想荡然无存。更有甚者，为了官位，他煞费心机去打听主席说了什么话，看的是什么书，窥测揣摸主席用意以迎合。这就不但丢失独立的思想，也丢失独立的人格。所以他或许在自已的专业领域具有创新的知识与能力，却由于陷入专制体制的官场之中，很难有创新成果。这类文人有很多，如张春桥，姚文元等。他们都具有较高的知识与能力，或许都能做一些于社会进步有意义的事，却把知识和智力用于媚权，并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叶永烈把这类人的这类行为，统称为“陈伯达现象”。
岂止文人，专制体制下的官员，鲜有不去揣摸君王或上级的。揣摸什么？思想用意性格爱好等等，无不包括其中。揣摸是为了迎合，这里有自保的恐惧，也有利益的谋求，所以殚精竭力。除了揣摸，只要是在专制体制官场上混，还需其它种种技巧。要说假话空话以修饰形象；要恩威并用以驾驭下级；要费尽心力去排除异已，还要防备异已对自已的暗算。一本“厚黑学”写尽官场上官员的智力所向。这种智力有时还需特别高超。以陈伯达如此高智商，在庐山会议上也未能洞察主席用意，以致翻了船。所以，能够在专制体制官场上如鱼得水之人，无不是智力高超之人，如果把这种智力用于创新，用于做一件或若干件有意义的事，成功的概率很高。遗憾的是，这种权力争斗和倾轧，于社会进步亳无意义。在权力争斗和倾轧中的智力运用，显然是一种智力的异化与浪费。
一般官员如此，专制体制下的最高统治者，或想成为最高统治者的人，他们的精力和智力，更是用在争夺权力与维护权力之上。所不同的是，他们除了自己需要智力，更多的在于用人，所谓“招贤纳士”是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开明。实际上，这些“贤士”的智慧大多是为他争夺或巩固权力服务。是他争权保权智力的延伸。描写清朝皇帝的历史小说中，说雍正在登基之前，与其它皇子争位，请了一位谋士，谋士教他：“争是不争，不争是争”，意思是说不要张扬，不要造势，不要显露出争的思想和行为，而不争正是在争。这一计策确属高招，非一般人所能想出，也帮雍正登上帝位。我突发奇想，以此人之智力，如果他脑子里有较多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不是观形察势的官场知识，正在苦思东西为何会从高度往下掉的古怪问题，而非是行为进退趋避的谋略，坐在树下被苹果砸了头，是有可能想到万有引力定律的。
中国历史上的智人，学的是争权保权之术，做的是争权保权之事，关注的是争权保权过程中的谋略。鲜有人真正去涉及并专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学好文武艺，只为帝王家，实际上是只为权力。他们（包括帝王）在历史上叱咤风云，改朝换代，建国立国，常常自称功绩伟大辉煌，可他们的这种功绩，能有益于人民幸福？有利于社会进步？能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瓦特发明蒸汽机，华盛顿建立民主制度，斯密写《国富论》的功绩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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