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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于2019年2月7日公布香港2019年度至2020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指今年度香港的盈余大幅下降，由2017年度至2018年度的1，489亿港元，减至2018年度至2019年度的587亿港元（其中，港府公布本财政年度首十一个月的盈余为998亿港元），减幅约60%。诚然，相较以往，港府财政盈余是有显着下降，但至少还有587亿港元的盈余，并且已经连续多年盈余。按照陈茂波的估计，财政储备在今年3月31日为11，616亿元。而根据今年《财政预算案》的安排，2019年度至2020年度港府总开支为6，078亿港元。这意味着港府财政储备已经接近今年总开支的2倍，如此充沛的财政，在世界各经济体都极为罕见。
即便如此，港府竟然还以受外围经济影响和盈余减少为借口大幅压缩福利支出。细看《财政预算案》当中的细节，便可发现今年的财政预算案虽然保留上年度多项“派糖”的措施，但实际上是规模大减。例如宽减薪俸税和个人入息税的上限由3万港元减至2万港元，豁免差饷的上限由2，500港元减至1，500港元。而在2018年度至2019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因民生的措施不足，引起社会极大回响。港府为平息社会怨气，决定“补漏拾遗”，向符合资格市民发放4，000港元。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约26，000字，但“民生”一词只出现5次，反映港府对民生的着墨很少。事实上，港府计划预备动用的资源约1，500亿港元中，有关民生的计划是寥寥可数。大部分港人认为，港府有数百亿港元盈余不应把“派糖”措施规模减少，更不解为何首当其冲是向本就严重投入不足的民生支出“落刀”。
港府在预算案的方向是“利民生”，但实际上“轻民生”的做法招致批评。除了泛民普遍批评之外，连历来支持港府的建制派主要政党民建联（DAB）亦认为，港府拒绝宽免公屋租金及只向每名有需要的学生派发2，500港元的民生措施，令人失望。可讽刺的是，面对民意的普遍不满，特首林郑月娥竟然辩护称“现时香港的纾困措施足够，相信已为港人解困不少”，这究竟是不识民间疾苦，还是自欺欺人？
港府应借镜学习部分港人不解为何北京及香港，在民生问题上采取的方向及政策截然不同。事实上这源于北京及香港的治理思维、如何定位政府责任有异。
内地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思想自诞生以来，一直都以平等、公平作为突出的价值要求，注重保障弱势群体、改善民生。过去一些年，内地由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造成严重贫富分化、血汗工厂等问题，一些人由此批评中国已经背离社会主义，沦为国家资本主义。但这绝非中国已经抛弃社会主义，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普遍性问题。事实上，不论是政治体制和施政目标，还是一直以来政府对于民生问题的重视和改善，内地终究还是社会主义社会。
而内地今年度的工作报告已说明，非但不会因为发展面临严峻的内外风险和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而减少在民生方面的资源，反而会继续增加投入，舒缓民众的生活压力。
相较内地，香港因曾为英国殖民地，在1997年主权回归中国后，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常年信奉“小政府、大市场”，以“积极不干预”着称，并已经连续二十五年成为美国传统基金会评选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可实际上，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非常扭曲，港府常年偏袒少数富人的利益，在改善民生上的投入非常吝啬。再加上在1998年金融风暴时，有外国投资者追击港府等各种因素，更是让港府理财思维作风保守，多年来都是以预留储备做不时之需为借口，不肯加大民生投入。
民生才是最大的政治，重视和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北京的做法正好让港府借镜。当然，这样说绝不是让香港实行社会主义。不论是从香港的资本主义传统来看，还是为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香港至少在可预见的时间里，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香港要做的应该是反思已经扭曲的资本主义，重新定位政府的公共角色，承担起改善民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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